总结历史，深度思考，其实从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都期望可以找到一把钥匙，打破历史循环往复的怪圈，打开中华名族伟大复兴之门。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议员赴延安访问。7月4日，毛ZD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交谈一夜，就是所谓的“窑洞对”。黄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Z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说，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率。
黄炎培特别提到了“人亡政息”的历史现象。“人亡政息”，典出儒家经典《中庸》。原文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意为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令都记载在典籍上。他们在世时，其政令都能得到执行；他们亡故后，其政令便停止执行了。也就是政令的贯彻因人事更迭而中断；政治局面因执政者的代谢而改变。黄炎培当时似已料到，在未来的国共对抗中，Z共会取得最后胜利，在全国执掌政权。他以朋友的身份向毛ZD进言，希望Z共在得到天下以后，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支配，避免历史上“人亡政息”的覆辙，保持政权，用好政权。
毛ZD听了黄炎培的一番讲话，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十分赞同毛ZD的答话。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ZD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这段对话也被称为“窑洞对”。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黄深感这似乎是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不远了，尤其是与毛ZD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返回重庆后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和执笔，发表了《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下了至今被人们不时提起，或被称作“黄氏周期率”的黄、毛窑洞对话。
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后，筹备组织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宣称：“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Q，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主张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共取调和态度，要求政治民主、经济和思想自由。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经过43天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Z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重庆谈判及达成的《双十协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和曙光。一切似乎朝着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努力，倘若此时国共能够真正握手言和，将是中华名族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将是开中国历史先河的政治事件。而事实上短暂的和平之后，再次燃起内战硝烟。老蒋信心满满，装备精良，未料到最终全面失利。
翻开历史，国共之争也很有哲学思考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特别是GM党统治下的三十年，未能跳出历史周期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于当下的中国不失为一本很好的历史教科书。历史机遇总是擦肩而过，一步走错，全盘皆输。不顺应历史潮流，不响应民主思潮，历史就将你无情淹没，纵然装备精良，纵然高高在上，纵然豪情满志，守着既得利益，守着利益固化的藩篱，终究会被打破。而顺应世界大势，响应人民关切，纵然条件艰苦，纵然装备低劣，爬雪山过草地，遭受围追堵截，困难重重，照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思路的清晰和民主的信仰，组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这个世界，这个国家，是属于人民的，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即使掳走了金银财宝，掳走了古董文物，只要人民在，只要有口气，就能东山再起，继续创造辉煌。利益固化便是思想僵化，利益固化便是自断出路，利益固化便是逆天违众，利益固化便是自掘坟墓，也必然走不出历史循环往复，陷于历史周期律的怪圈之中。
或许在毛伟人的哲学思想中有过融合的理念，国共会谈之后，短暂的握手言和，终究跳不出利益固化的藩篱。一个积贫积弱的社会，一个备受压迫的社会，一个没有相互尊重的社会，独裁统治下尖锐的阶级矛盾，资产阶级利益固化的藩篱，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革命斗争，物质匮乏极端贫穷下的相互挤兑和互相伤害，一山不容二虎，哪里有民主，哪里就有镇压-反抗-流血-牺牲。民主思潮的汹涌澎湃，文学复兴的步伐浩荡，却政治僵化，民主终究不会轻易开出圣洁的花朵，激励的争斗在所难免。
假如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后，国共能够携手并进，实现国共包容，资产阶级能够顺应底层民主意识和响应土地革命号召，打破自己的固有利益，给民众以休养生息，不失为中华名族之福，将会改写历史。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举国上下，国共两党都沉浸在抗日胜利的喜悦之中，和平、民主，成为战后中国的关键词。外敌已经投降，本是放下枪杆子的大好时机，若能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至上，顺应发展进步趋势，也不至于水火不容。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构想，并对和平表示出积极的态度，甚至作出一定的妥协，并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要国民D改变F共政策，可以考虑承认“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式。这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但是蒋公显然更注重维护资产阶级自身利益，而在哲学问题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伟大革命实践上显然毛ZD获得了巨大的思想解放并找到了出路。但国民政府意识中自始至终充满了傲慢与不屑，根本瞧不起一帮为民主思想而生的共产力量。殊不知在原本GM党的宣传部长毛ZD的心中，那些伟大的哲学构想并不能被国民政府所接受时，只能另起炉灶，想来颇为可惜。
倘若GM党能够不忘初心，接纳新理念，改造旧世界，继承并发展一大的政治理念，抛弃傲慢与偏见，来一场深入的哲学反思，或许可以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包容共建和平共融，或许能够使中国少走很多弯路，开辟出人文和谐包容的政治体制，也就不会有台湾分裂的现状，可惜历史没有假设。显然在蒋公的思想世界里缺乏体系化的哲学思想，错估了形势发展，注定了生死存亡的结果，也跳不出历史周期律的怪圈，毛的胜利也是中国近代伟大哲学思想指导下的胜利。这是一场惨烈的内战，缺乏包容的政治体制毁灭了，龟缩于台湾，利益固化的藩篱以革命的惨烈方式被打破。
蒋公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将民主思想意识拒之门外，倒行逆施，必然与主流民意背道而驰，而毛ZD则顺应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意，以土地革命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起抗争，赢得了民心，万里长征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在我看来这不是一场伟大的胜利，这是哲学无奈的抗争，过于惨重的代价，而哲学本身是为大众服务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国共内战是哲学无奈之下的曲线救国之路，是一场哲学实践，也是一场历史教训，脱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终究被历史淘汰。
鸦片战争以来，国家内外交困之下，大量仁人志士探索救国存亡之道，民主思潮方兴未艾，新文化运动和革命的浪潮此起彼伏。这是思想启蒙的活跃期，孕育着国家未来的希望和力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激情四射的学生运动，民主思想以不可阻挡之势走入人们心中。打破一个旧世界，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启蒙和发展运动的催化剂，以哲学理论和辩证思维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迷茫的中国指明了方向。反观之前由于没有自己的哲学，没有找到科学的方F论，一直处于黑暗与迷茫而难以自拔。哲学理论打开了长期禁锢的中国思想解放的大门，而马列主义就是黑暗时代的一盏明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在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研究十月革命、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也看到了未来必须要走的一条民主之路。
两党之争也是两种不同思想的斗争，一个旧思想旧世界旧办法，一个是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无疑哲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真是哲学成就了毛ZD，真是哲学成就了共产党，真是哲学成就了革命的伟业，真是哲学实现了开天辟地，真是哲学实现了翻天覆地，真是哲学引领迷茫的中国屹立于世界名族之林。哲学与民主，是世界的潮流，而中国共产党将哲学与民主视为生命，引入中国，改变了历史，这是人民的选择，这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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