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瞎子在一年前就没了，他死在头疼病。”
有人这样跟费凡说。
睹物思人，那水泡子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了往日的兴致和欢乐，费凡转身离开时，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像是丢了什么。
这样的六年，是费凡最快乐的日子，。
他和大人们上谷地赶过鸟儿，一起扎过吓唬雀鸟儿的草人。
“呕――噢，呕――噢！”
费凡挥着鞭子，学着大人们的样子，轰着那成群的鸟雀。
只是，费凡的鞭子怎么也抽不出脆响，站在那些赶鸟的大人们面前感觉很没面子，很不好瞧。
1957年的大雪下得没了膝盖。
费凡和他的小伙伴儿们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用马尾上的长长鬃毛做成套子，套了不少的麻雀和山雀，还用一块红红的辣椒皮做诱饵，打住了一只花尾巴喜鹊。
那年，费家，这个惟一按月拿现钱的人家，有着吃不完的野味儿。
一只野兔子五角钱，一水桶鱼一元钱。
村民们似乎不太在意它们的价格，而在乎他们自己够用了，送给别人给点儿钱就行了。
“多少年后，我对儿时的那片故土留恋之余，还有想不通的一件事儿，那就是那富饶的河湾子，那沙地，那水泡子，那良田，那草滩，等等，大自然是多么的厚待那里的人们呀，可那里的人们还是过得那样的困顿，小鸡下个蛋都舍不得吃，拿去换盐呢？”
是呀，费凡的这个问题在费凡看来，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那一年，费凡跟老伴儿回家乡，乘坐的班车路过白音套海村时，正赶上集日。
在这个“逢五逢十”就开集的农贸集市上，人们正兴高采烈地卖这卖那，其中活鲫鱼活鲤鱼还在大大小小的盆子里“噼里啪啦”地折腾着。
费凡突然悟出，那时的人们为什么生活贫困，全在小农经济和小农经济的社会环境。
“杨瞎子”打鱼是因为他种不了地才去打鱼。
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思想束缚着人们，人们的一切努力不是为市场，人们的一切劳动成果没有成为商品。
后来的合作化与公社化更加大了这种禁锢的力量。
捧着金碗要饭，是因为人们除了要饭一条路而外，别无他途。
现在，人们一提起“大跃进”，觉得是很遥远的事儿了。
“我现在觉得那时候什么事儿就是一哄而起！”
费凡告诉费目，比如大办食堂也是一夜之间人们就把锅碗瓢盆端到了生产队，真真正正地吃起了“大锅饭”。
在这种“大跃进”的氛围里，费凡所在的那所中学开始膨胀，由原来每届招收两个初中班，扩充为九个，还办起了高中班。
费璋既兴奋又紧张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儿子，进行了一系列的备考准备。
费凡记得，父亲还给他的学生们做了许多篇范文并让他们背下来。
“旧社会我家乡的人们‘打渔的人儿喝清汤，编席的们儿睡土炕’。”
这是一篇叫做《我的家乡》的范文里的一句话，费凡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真的管用，考试时，作文题就是《家乡巨变》。
费目很轻松地考上了中学。
费璋难得地笑了，成功了，笑得眼睛都眯在了一起。
这虽然是一种偶然的运气，但对费凡的职业形成了一些影响，他甚至在以后的几十年的教学中，也“砸中”过好几次。
准备上中学了，这可难坏了忙坏了母亲。
费璋去旗里集训了，费凡所有的行装和录取通知书所提到的户口、粮票、书费、学费全都得由母亲一个人来张罗。
她先是给费凡做了一件蓝斜纹布的小褂子，又做了一条灰色布裤子。
裤子是那种挽裆的，但母亲都尽其所能地将自己的大儿子，这个已经考取了功名的大儿子打扮得漂亮一些。
于是，母亲煞费苦心，蓝斜纹小褂子的纽扣是先缲成细细的带子，再打成被当地人叫做“蒜模疙瘩”的式样，领口一个，下边一溜四个，一共五个。
母亲说，四个六个都不行，因为四六不成人！
那条灰色布裤子更是费凡一生不能忘怀的。
母亲为了让这条裤子不同凡响，竟跑了五里多地，让方圆十几里惟一一家裁缝在裤腿的两侧扎上两条线。
费目敢说，这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裤子，它是中国的甩裆裤，又有西裤的装饰。
费凡穿上母亲做的蓝色小褂和加工过的灰裤子，还有脚上的“千层底”鞋，觉得身轻如燕，心里那叫一个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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