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前三十年，成绩说的比较多，有人会质疑尽挑好的说。要正确看待历史，全面认识问题，当然不可回避曾经走过的曲折和弯路，这些都是建设新中国宝贵的经验教训和历史财富。1958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1960年7月，苏联政府一纸命令，所有的苏联专家突然撤退回国，给中国人民及其建设事业留下了众多困难和无限遗憾，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可谓是雪上加霜。据父辈们的回忆，57年反右后，58年大Y进，提出了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小时候也不断听父辈们讲述大Y进时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按说在当时，这种提法没什么错误，但是具体做法出问题了。一是全民大炼钢铁，砸锅卖铁，连中学都炼。二是吃上了“大锅饭”，全民吃食堂，好象中国的粮食吃不完了。三是浮夸风，粮食亩产报到了上万斤。于是开始没粮食吃，闹饥荒。1959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当时被官方称为“三年ZR灾害”，大Y进结束后被称为“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粮食产量严重下滑，全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饥荒之中。最为严重的是1960年，有的人只得靠吃野树皮，捉青蛙、蛇吃，最后什么也没有了，连白泥巴观音土也弄来充饥，因缺粮少菜，社员普遍周身浮肿，这期间爷爷的弟弟也因为饥饿过世。走了一段弯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大Y进都被广泛地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
1958年-1960年大Y进，最惨痛的教训是脱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说大话搞弄虚作假。报纸上的亩产万斤，这些事情老百姓心里都很清楚，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有谁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呢？因为1957年反右P运动刚刚过去。如果说错了话，不知道又要扣上一顶什么名称的“帽子”呢？老百姓只好“唯上是听”、“唯上是从”罢了！如今身处物欲横流、道德滑坡和精神文化低落的时代，不经意发现有些东西和大Y进惊人的相似，大Y进的教训在今天看来，有很多值得思考和应以为戒的地方。面对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特别是当今的执政者或既得利益者们应该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和作为，弄懂尽管岁月流逝、世态更迭、历史沉浮，但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会害人至深，依然是值得重视的生命之宝，这大概就是探寻这段历史的一番良苦用心以及我写本书的现实意义所在吧！
人才物资资金的匮乏，基础设施科学技术国防工业的落后，可以说一穷二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一直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支柱和不竭动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大规模培训科技人员，充分依托人民群众发挥聪明才智，忆苦思甜，以苦为乐，特有的计划经济模式和革命乐观主义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开辟了道路。1958年吃食堂，总有一种感觉吃饭后两三个钟头后就饿了，父辈有句笑谈“粥汤溅到屋莽里”形容粥中米粒放的很少全是水，不过那个时候大家都一样，后来粮食不够了食堂就散伙了。三年困难时期供应的标准是在原来粮食配给基础上，每人每天减一两米，小孩的口粮是不减的。当地的生产队也基本是这样。粮食不够吃，活却没少干，不断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挑河造田，巩固堤防，改造粮田，整理田块。从60年代开始，在农业上的政策就是以粮为纲，重点就是保障粮食问题，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1958年公社成立开始修路，不久就通车了。1963年公社通电了，家家户户也都通了有线广播，一日三次的广播，让农村活跃了许多，新闻联播、文化生活、音乐歌曲、还有县里、公社里的许多事，说的最多也许是“以粮为纲”、“八字宪法”、“农科知识”。百姓们也跟着，国事、家事、天下事，农业生产是大事，还习惯于利用广播节目，来判断时间，关注天气，学歌、唱歌等，好处可多了！
父母都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在老一辈记忆中，大Y进时没有什么离谱的高调，困难时期确实艰苦，吃树皮，营养不良，肚子浮肿，面黄肌瘦，也有人因为饥饿生病过世的，但人数并不多，相比其它地方出现的饥荒要好很多，看来“江南鱼米”之乡确实名副其实。当年小镇的水运码头，也算是个“信息港”，隔壁是茶馆，常常有人来坐坐、来聊聊，船来船去的农民们熟悉后，经常寄放东西，坐下来也时常聊到农村的收入与粮食。见了面问候语也就是，“吃饭了吗？”可见粮食是多么的重要。
1958年公社有了自己的中学，先后办起了农机厂与农科所，农业科学也搞的轰轰烈烈。论是小学的农忙假还是中学的农忙假，学生都要去生产队劳动锻炼。然而到农科所下属的种子队、苗圃、畜牧总场劳动是最多的。在公社化初期农村教育水平还很低，要找一位小学毕业生也不是每个生产小队都能做到的。但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已经完全不同了，初级小学都建到了生产大队，接着就是鼓励上中学，小学不念是不行的，这些是1963年那时的事。记忆中也就是那时起扫盲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农村的教育已经从小学普及向初中普及转变，势头是比较迅猛的。由于注重科学种田，当时有些好的生产队的粮食单产愈千斤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国家高度重视和全国众志成城的热情。增产措施、农业技术的普及与农田和水利建设农村是普遍欢迎的。就是那个时期学校为农村培养了许多人才，父亲也是在那个时期上的大学，由于经常性的农村义务劳动，这点感受是很深刻的。无论是电灌站、打谷场上管机电、农机厂、农科所、苗圃、畜牧总场，都可以看到学生回乡后在当时农村比较重要岗位上兢兢业业的身影，这是农村教育的快速进步。那时农村的地方病、传染病还是很猖獗，当时的血吸虫病和橡皮腿病就很出名，所以基层的防疫工作也没少他们的身影。63年有一次血吸虫病普查，普查下来得病者众多，接着就是医治，这些医治都是免费的，重病人送县人民医院，一般病人都在本公社卫生院治疗，由于病人太多了，就分期分批治疗。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医生感动着无数的病人和家属。许多朴实的农民给医生下跪表示谢意，医生都赶紧搀扶，口里不停说着，我们是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要感谢的是：毛主席、共产党。那个时代医生就是人民心中的“白衣天使”。纵观全国农业科研，从1963年到1978年“科学实验田”也是随处可见，公社级的农科所几乎每个公社都有，“科学种田”蔚然成风，从1965年至1978年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0475万吨，年均增长率是3.9%。1978年袁隆平小组名气还没那么响，真正出名是八十年代的事情了。我们今天感谢袁隆平研究小组是理所应当的，其实这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我们也应该感谢那些默默无闻的专家和土专家，他们对我国粮食生产的贡献也是功在千秋的。
63年后，农村还是在搞集体，不搞大Y进了，不饿死人了，但粮食是不够的，W革以后，没有变化，糠菜半年粮，人们严重的营养不良。集体为什么搞不好，有人说：“拼死了，瞎指挥。”现在的话讲，三分之一干、三分之一玩、还有三分之一在捣乱。这是夸张了，但能反映问题，似有几分相似。1966年W革爆发了，一些爱起哄的人的成立了红卫兵，许多善良的不明真相的年轻人也参加了红卫兵，他们不仅夺了政府的权，砸烂公检法了，而且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争斗。那时主要有两派红卫兵：轰派（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保派（保卫毛主席），两派争权夺利，很多地方都成了他们的战场，有的甚至发生了枪战。W革时，经常整人，整地富反坏右，给人戴高帽子，游街羞辱。那时，《毛主席语录》盖过宪法，毛主席是万岁万万岁。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居然创造了无比辉煌的神。
有一位年长者，他讲了一点经历。他说50-57年是比较幸福的，他的母亲经常面带笑容。58-61年，生活比较苦，母亲没有了笑容。62-65年，生活好了些，东西能买到了，母亲的笑容又来了。当时人们很淳朴，几乎没有打架、小偷等现象。66年W革爆发，两派武斗。两派都拿了枪支等武器打仗，不过，当时大多数人民还是保守的，斗争主要在两派中。如果发生在今天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乱子？但社会风气从那时候开始逐渐变化了。文化D革命变成了摧残文化的革命，大量文物古迹被破坏。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目标，于是，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迅速燃遍了全国城乡，一场华夏文明的空前劫难！千千万万的无罪之人遭到迫害、监禁及杀戮。W革害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受难者。个人迷信与无政府主义的暴力结合，使得民主与法制、组织与秩序双双崩溃。
试图推倒一切重来，激进的思维和极端运动带来了空前的浩劫，运动式的治理模式，简单粗暴的街头政治，并不能达到理想的结果，疯狂的背后是理性缺乏，以拯救的名义毁灭一切，试图消灭人性中的恶其实本身就是泯灭人性，注定只能是空想，终究事与愿违，背道而驰。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人性同样具有两面性，善与恶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假如没有了善或恶，意味着物质消亡了，人性也不复存在。试图消灭人性中存在的恶，意味着人人都是受害者，必人人自危，人人都会害怕被戴上高帽批斗，开始变得沉默，整个社会缺乏了理性批判，一边倒的走向极端，这是哲学错误认识的必然。如果以人性之善作为人性的起点，那么，就出现了天生的圣人和道德偶像，当人们发现这种圣人和偶像也有大恶之时才如梦方醒，但为时晚矣。
W革其实也是错误哲学思想的一场生动实践，实践证明建立在人性本善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本身就是片面的，对善的信仰否定了人性的恶，失去了对“恶”的监督不可避免会走向极端。邪恶有时是镀金的，有时却是赤裸裸的，它的出现总是十分相似，就是在正义和真理缺失的地方。可见“文化D革命”仍然有其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必然，它带来的教训仍然有它的极度深刻性。问题在于，至今没有集体公开深刻地分析过这个绝非无意义的大课题，从中吸取教训，避免悲剧重演，引导社会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王年一先生在离世之前曾写下了《“文化D革命”八十问》，其中第78问中提到上官冰在198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虔诚的整人和谈整》一文，这篇文章专门谈“文化D革命”中的“整人”。文中说，至少是“文化D革命”的初期，绝大多数人无不相信普遍发生的“整人”是“好人”整坏人，是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整“一小撮”，也就是说，整人者是好人，被整者是坏人，这样的“整”是“革命行动”。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暴力行动”。文章写道，“可怕的是这个绝大多数里面，绝大多数是好人，他们正是在号召之下，凭着这个信心，理直气壮地去‘整’那‘一小撮’，或者赞成别人去‘整’，或者不反对别人去‘整’。更加可怕的是被‘整’的人里边，也有相当一些人虔诚的相信，或者努力说服自己相信自己确是‘修正主义分子’，应该被‘整’，才可以得到挽救，即便不是‘修正主义分子’，也总是有错误，被‘整’得痛一点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他们的处境迫使他们比群众虔诚地相信这一点，才活得下去，否则‘牛棚’里就不可一日居了。如果没有这一切，如果一边只是一群‘打、砸、抢’的暴徒，一边都是清醒的自知无罪无辜面遭冤受屈之士，‘文化D革命’是不可能搞起来的。”为什么整人的和被整的都认为“整”是对的，“整”体现了政治正确？王先生吁请大家研究这种复杂的现象。
W革中，第一任清华大学监督（校长）周自齐的夫人王喜顺被红工卫兵拖到厨房暴打，然后当着她女儿的面，用菜刀砍下头颅，女儿从此精神崩溃。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风英让人折磨自杀后被剖开胸膛，膀胱迸裂，军代表仅以检查其中是否有发报机和反动言论为由。张志新、林昭也都是美丽的知识女性，同样让邪恶创造行出令人发指的迫害奇迹。如果往前追溯，不论婴儿的眼睛多么柔弱，妇女的胸怀多么慈爱，都不能软化邪恶的屠刀。无疑，上官冰的文章从一个更深的层次揭示了导致“文化D革命”这样的人“整”人的运动的原因，那就是人性中的恶，以及比恶更可怕的——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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