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收后交麦子，秋收后交稻子，俗称“粜米”，也称交公粮，民间习惯称呼“皇粮国税”，几千年历史，这是农村最大的政治，可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将“粜米”写的精彩异常的当属叶圣陶先生的短篇《多收了三五斗》，以20世纪30年代初期江南农村为背景，通过旧毡帽朋友们“丰收成灾”的遭遇，描绘了旧中国农民共同的悲惨命运，表现了作家对乡村、对农民真挚的同情，让我们体会到作家对当时社会的愤恨之情。场景基本是相同的，但是解放后和国民D统治时期农民的心情却是不同的。交完公粮，就能够按照人数分口粮，吃上香喷喷的新米饭。这时的交公粮带着期盼与渴望，也是一种光荣，是政治意识的体现。分口粮时大人多一点，孩子少一点，口粮过秤后，队长会安排人员送到每家每户，看来集体大家庭也很是温暖，当然送粮干活也算“工分”的，不过这个口粮和“工分”没啥关系，家里有人就能分到口粮。
把稻子晒干扬净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交公粮，而这时候，公社干部们已经迫不及待了。那时候，收获后的农村，公社干部工作重点是摧促社员尽快上交公粮。他们绘制了一张各生产大队公粮交纳情况统计数据表，天天统计；生产大队部如法炮制，也列出各生产队完成公粮任务的统计表，日日更新。大喇叭、小喇叭里每天播报各生产队公粮交纳进度情况，表彰交公粮中的先进事迹。当地农民把交公粮和卖余粮都说成交公粮。交公粮是“皇粮国税”，用卖粮款交纳农业税，当时梗稻10.4元／100斤，稻8.4元／100斤，这个价位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买余粮的情况是，每个生产队的田地，都核了产量，由此计算出生产队当年的总产量，总产量减去农业税折合的粮食，再减去全队人员口粮和种子，剩下部分都是余粮。余粮一律要卖给粮管所，别无选择。社员的口粮分成几个部分：基本口粮、按出勤工分计算的工分粮、按饲养生猪数量决定的猪粮。每个人的口粮是有定量标准的，如果年成好，口粮标准高一些，如果收成没有达到核定产量，那么全生产队的口粮标准相应减少。口粮定量标准偏低是社员不够吃的主要原因，因此之故产生了“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伟大英明语录。
队长指派几个社员一起去粮管所交公粮，去交公粮是社员们乐意的活儿，其中原因原先一无所知，去过的人，就心知肚明了。老家“粜米”时用的交通工具是船，村庄依河而建，每个生产队都有一条水泥船。早晨，几个人把稻子从晒谷场挑上生产队的水泥船，吃过早饭，开船出发。生产队离乡粮站足足五公里水路，那时用船橹摇的，船头有人用竹篙撑船，船尾有个球状物，船橹中间偏上有个凹槽往上一对，橹头套到绳索里，一手抓绳一手摇橹，在船橹划过水的声音中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和沉默，哗啦啦哗啦啦，缓缓又轻柔，一程又一程，很快就到了。队长派人扛着半稻箩稻子先上了岸。粮站也在河边，旁边有座桥，码头早已靠泊了很多“粜米”的船只。排上队，粮站工作人员带着铁锥子、手转小木砻，来到船舱里验货，铁锥子插进粮包中，锥子中有凹槽，抽出的时候，会带出一些粮食颗粒来以供查验。查验稻谷水份、杂质含量、出糙率，如果双方没有重大异议，质量过关，即可入库。用稻箩挑进粮站，一担一担过磅，再往粮站库房里送，有的粮库里稻子已经很多，得经过长长的跳板，送往库房高处、深处。这船稻谷交割完毕，已过中午，随着同伴们走进桥东一家素不相识的农户，中饭已经准备就绪。香喷喷白花花的新米饭，加上大盆猪肉烧大白菜。已经很久没有沾荤腥了，一旦进入角色，没有挑肥拣瘦，夹肥夹瘦，来者不拒，连猪肉烧的大白菜也格外好吃。大家眼睛如闪电，筷子如雨点，如风捲残叶，一会儿把两大盆猪肉烧白菜一扫而光。半锅白米饭没有吃完，剩下的就留给主家了。吃过饭，饭菜钱自然不用掏腰包，也没人打听半稻箩稻子和一顿中饭的关系，傻乎乎地在“不要告诉别人”的叮咛声中打道回村。
八十年代《收获》上的一篇《三岔镇风波》曾如此描述过1963年的情况：“已经饿怕了的乡民们想尽一切办法瞒产和拖延。这些外表淳厚的乡民们已经锻炼出一副狡黠的脑筋，不断地变换手法，将粮食埋藏或转移。”相比起今人更为熟悉的“亩产万斤”，“瞒产”这个陌生的说法似乎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概念。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持续得比“亩产万斤”久得多，与人民公社时代相始终的说法。其影响力之大，甚至让毛ZD说出了“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那么什么是瞒产私分？人民公社时代怎么会有“五亿农民瞒产私分”？以前没地的时候，地主老爷收的租虽然多，好歹交完了剩下都是自己的，可现在为何要交那么多公粮？为何余粮必须卖给国家？为何口粮吃不饱？农民不理解什么是集体化，不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虽然他们有热情。“一大二公”加“统购统销”，数千年习惯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中国农民，处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状态之上。上头要多交粮，自己又吃不饱，就出现了普遍的“瞒产私分”现象。
曾任SX省**县古村公社吾村的干部俦小介绍，1958年他曾主持过一次瞒产私分，可能是这个村里唯一一次成功的瞒产。1958年吾村打了100万斤粮食，上头说要交2只有70万斤，这样留下了一批粮食。谈及瞒产私分的原因时，俦小则称“怕明年要挨饿呢”，“(做这种事)心里也不是不害怕，说你们破我一个，救全村人罢。把粮食分散在人家存住，免得一下被查出来。另也有个想法：是共产主义了，哪里也能吃饭，上头即使处治也不会太厉害。”广义上来说，“瞒产私分”还有别的形式，相对于组织严密的瞒产来说，“偷粮”是一种更为常见的形式。或者说不叫“偷粮”，而是心理上让农民们更为好受的说法“捎带”。例如小麦，就是割得粗一些，遗在地里，再回去捡。要偷谷穗的，就是在扬场时，故意把风力调弱，这样谷、草中间就会连草带谷地多出一堆，大场的这些人就把它拿走了。偷的方式很多，不同的东西也有不同的偷法，可谓是广泛发动了“群众的智慧”。最夸张时发展到村组织监守自盗，巡田的故意留下破绽好让自己人去偷，有道是“巡田的不偷，五谷不收”。好人坏人都得偷，否则就饿肚子。随后，开展了“反瞒产”斗争，这场斗争扩展到了全国。“三年困难时期”所遭到的损失，很大程度上与“反瞒产运动”是有关系的。在AH小岗18人血手印之前，“三自一包”、“单干”与“反单干、反包产到户”进行了反复博弈，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和“三自一包”罪行的浪潮铺天盖地，刘邓成了中国“头号大坏蛋”之时，不少农民弟兄还在背地里悄悄地说：“借地包地，救活了亿万农民兄弟!”“要想吃得好，土地就得包。”“包产到户，能吃饱肚。”“心里一着急，想起刘少奇!”包产到户后自然不会再出现“瞒产私分”的行为，生产劳动积极性也大为提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分田到户包干制，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记得那是八十年代初，农民按照承包的土地数，要上交公粮。麦收之后，在麦场，三伏天，各家各户把收获后的麦子扬净，把麦子晒得咬在嘴里发出咯嘣声才收回家。然后按照村里的安排，到乡里的粮站交售公粮。一大早，男女老少互相簇拥着排队交粮。有使人力排子车拉着的，有几家合着用拖拉机拉着的。那个时候我还小，曾经坐船跟随父母去交过公粮。院子里更是热闹，有交粮的，有开了单据排队等着领钱的。大人孩子的喊声、笑声，就像赶集贸市场，热闹的很。交粮的人们，交一户往前挪动一户，一户紧挨着一户。就这样等待着挪动着，一边聊着天一边不时的向前张望着，盼望着。当轮到自己的时候，不时的爆出高兴地笑声，“终于轮到了”。交了粮食，凭票排队领钱。当时的乡下人，家家已是有吃有喝了，白米饭成了家常便饭。开放初期，党的好政策，激发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大家伙卯着劲的种好粮。粮站当时的机械化水平还很落后，还没有现在先进的传送机和筛选机，还要自己沿着那大高板桥，一袋袋的把粮食肩背进粮仓，把粮食倒到最高点，很是费劲的。虽是这样，农家人的心情是愉快的。当拿到粜粮款的时候，一边挥汗如雨，一边点着手里的钞票，脸上露出丰收的喜悦。那时候谁家要是收上几千斤粮食，可带劲了，看到家里收获的好几千斤小麦，眼睛里流露出惊讶的神色，不可思议，简直就像神话。一晃三十年，三十年的日子，人生易老，光阴易逝。但是迅速发展的经济确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改革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人们的生活不再是期望大鱼大虾，也不是期望有衣服穿，而是期望有更高的物质享受和精神生活。现在国家粮食政策已放开，收购粮食的商贩抢着进入农户家里，而且买粮的要和种粮的商洽。谈妥之后，买粮的要自己装车。买粮食的还要陪着种粮的把卖粮款放在信用社柜台上，存到种粮户的存折上。如今“粜米”也已经成为了历史，国家的惠农政策，越来越偏向于农民，农民吃了定心丸，更进一步的提高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1981年分田到户，只管每人分多少分地，一家分多少亩地，水田多少，旱地多少。这一分不得了，村里再也没有缺粮户，再也没有不够粮食的人家，从此告别了生产队长吹哨子吆喝社员出工的历史，同时也终结了吃不饱的历史。村里人几乎把全部心血都花在田地里，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田地里，象侍奉爹娘一样侍奉着田地和庄稼，再也见不到懒洋洋磨洋工的人，再也没有了浅浅地犁地、轻轻地耙田的人，无论是水田的水稻还是旱地的番薯，都长得茂盛茁壮。春耕和夏种时，田里都要灌溉，为保证自家的田能灌上水，村里人会在水渠边守上一夜，怕自己一走开又给别家人堵上引到人家田里。田里一颗一粒都是自家的，收割时自然倍加珍惜。以前生产队收割水稻时田里总会有一些孩子拾捡稻穗，有的大人在割稻子时就会装着大意，掉下些稻穗让跟在后面的孩子拾捡；打谷时有的会特意洒些出来给自家的鸡鸭吃，现在再也看不到这种现象了。一年下来，村里人高高兴兴交公粮，眉开眼笑装满自家谷仓。经典经济学家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研究的极其复杂，政治家们花了不少时间去寻找足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组织形式，谁曾想到，事情就那么的简单，小岗村不认几个字的农民比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都聪明，把这些家们解决不了的问题用他们的行动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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