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越下越大了，当我起身时，远远听见徐大顺在喊：小江，你怎么跑这边来啦，快回来，吃年夜饭了！
我回过头，看见徐大顺站在田埂上，还是穿着那么土的老式西装，那么老土的发型，那么猥琐的眼神，然而此时的他，居然多了几份亲切感，记忆里，只有爸妈会叫我回家吃饭。我拍拍身上的土，走下防洪堤。
我与徐大顺一前一后走在田埂上，他说，今年我们两家一起吃年夜饭，人多热闹。
我望着他，虽然他没有转过身，看不见他的脸，但我相信此时的他一定脸上挂满笑容吧。
徐大顺的母亲也来到齐伯家，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她的母亲，如我第一次见到她一样慈祥。头一次见面不知道怎么称呼，于是我有些不自然地说了声你好。他母亲一见到我，就笑着说，是小江吧，听大顺经常提起你，以后叫我苏阿姨就好了，今年咱们就一起吃年夜饭吧，人多热闹，呵呵。
是啊，人多热闹，齐伯的家似乎也变得暖和许多。丰盛的饭菜已经放满桌子，中间还有个火锅，我们四人相继坐定。我说，苏阿姨，以前过年也是你们两家一起的吧？苏阿姨望了一眼齐伯，呵呵笑着说，也不是，只是你今年在这，想过来凑个热闹，小江别客气，喜欢吃什么自己夹。大顺也附和着说，是啊小江，你能在这过年太好了，以前我们过年家里冷冷清清，现在热闹了，呵呵，今天可要陪老哥多喝点。他站起身，往我的酒杯里倒满白酒，也给齐伯斟满，苏阿姨也倒了一杯，我们四个人一起举杯，杯杯相碰，说了很多祝福和吉利的话，如同那滚烫的火锅，忘记了寂寞，大家聚在一起，色彩缤纷，笑逐颜开。
我酒量很小，然而那天却破例喝了很多酒，记忆中，只有在大学毕业那年的散伙饭我才喝过这么多。他们谈论着今年芦蒿的收成，说过段日子收购商就来了，一定能卖个好价钱的。我好奇地问，什么收购商？大顺很自豪地说，我们白露洲的芦蒿不仅供应给市里，还卖到全国各地的，有些还卖到韩国日本去，每年收购商都会在这个时候来大批量收购芦蒿，那是我们的财神爷呢。
我说徐大顺，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财迷，呵呵......
那天的年夜饭，我们一直吃到深夜，火锅加了好多次开水，直到最后一次见底。我们谈论了许多未来的美好，谈论起大顺的将来，说是正月里，有一个女人会来大顺家跟他相亲，唯独对过去避而不提。
年夜饭终究还是吃完了，徐大顺扶着苏阿姨回家了，齐伯还坐在那，一杯接一杯地喝，似乎是对这场盛宴的挽留。
我也是喝得七荤八素，趴在桌上，无力地抬起眼看了一眼醉熏熏的齐伯，说您老今天也喝多了，哈哈，脸跟猴屁股似的，哈哈。
齐伯对我的没大没小并不怪罪，反而呵呵一乐说，好多年啦，难得今天那么热闹，谢谢小江啊，来，咱爷俩再接着喝。
我摆摆手说，我不行了，再喝指定会吐。齐伯并未强求，一仰头，将杯里的酒喝干，长呼一口气，双手搓了搓通红的眼睛，说今儿这酒真够烈的。
我突然觉得眼前这位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的老人是那么亲切，像我很多年后的父亲，很多年前的爷爷，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只是我还没有翻开他这部书。
我决定乘着酒劲，打开这本书。
我问齐伯，您和苏阿姨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解不开的结怨？还有关于您双胞胎弟弟的事情，我不曾听你说过，可不可以讲给我听听。
齐伯放下干枯的双手，眼睛明显湿润了许多，笑笑说，小江，想听我的故事可以，把这杯酒喝了，齐伯将我的酒杯倒满，我没有犹豫，一口气将其喝光。
就在那年除夕，万家灯火通明的时候，齐伯给我讲述了一个令我一生难忘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只记得梗概，可是此后的很多年，那些我不曾亲眼见过，却刻骨铭心的片段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
齐伯对我说，三十年前，我如你这般年纪，我叫齐平，还有个双胞胎弟弟叫齐安，你苏阿姨有个姐姐，叫苏湘。我们三人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因为那时刚改革开放，年轻人都喜欢往南方跑，我们三人不顾家人的反对，一天夜里，带着平时积攒的零花钱，偷偷跑了出来。
我们跑到铁路边上的一个小火车站，当时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一辆运煤的火车过站，速度很慢，于是我们三个爬了上去，当时根本不知道火车开向哪里，只知道是往南方开的，我们三人就趴在车厢顶上过了一夜，互相依偎着，不觉得冷，也不觉得怕，就这样一直挨到天亮。
天亮了，火车在一个很大很热闹的站停了下来，我抬头看了看站牌，原来我们到了上海。苏湘说我们还是先在这下车吧，我好饿啊。
我们下了车，买了三份盒饭，这是我们第一次吃盒饭，弟弟笑着说，原来城里的饭这么好吃啊。我说你要喜欢吃，咱以后就在上海混了，混出名堂，天天让你吃，吃个够。
苏湘也笑了，说平哥哥，你真想在这里扎根啊，可是这里人生地不熟的，我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我说不急，咱找个工作不就好了，不能想着一步登天，要慢慢来的。他们都开心地点点头，对我说的话是那么地坚信，坚信会有幸福降临的那一天。
可是，现在想来，我多么希望当时他们其中一人能对我说的话提出异议，哪怕是任性地胡搅蛮缠，说一定不要呆在上海，或者说想回家，那该多好。
齐伯说到这里，又举起酒杯，猛地灌进一杯酒，然后叹了口气，无力地垂下头，似乎在有意掩饰他的表情。
我沉默了一会儿，斟酌着要不要继续问下去，揭开齐伯的伤疤或许是件很残忍的事情，可是最后我的好奇心占了上风，我还是忍不住问齐伯，那后来呢？
齐伯抬起头，给我倒满酒，自己也倒满。
后来，我们在火车站逗留了几天，碰到一个自称是帮人找工作的人，我们三个人凑了二十块钱，算是给他的定金，让他一定要帮我们找个好工作，要包吃包住的那种。他说好，你们三个在这等我消息，有工作了就通知你们。
那个人走了以后，齐安说，他可不可信啊，别被骗了。苏湘说，别胡思乱想啦，那个人看起来不像骗子啊，要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的。当时我也没多想，宁愿相信苏湘说的吧，毕竟我们走投无路，上天不会对我们这么不公的。
我们就这样一直等到天黑，那个人最终还是没有出现，齐安说那个人肯定是骗子，不会再回来了！苏湘也像个委屈的小孩，低着头嘟嚷着说，说不定他是有事耽搁了.....齐安噌地一下火上来了，大声吼道，你还那么天真！我早就说不能相信那个来历不明的人，你们偏不听，还说什么世上好人多，好人会这么骗我们？！苏湘头埋得更深了，偷偷哭了起来。我看不下去了，说齐安，你火什么！要怪就怪我。
齐安还想说什么，可还是忍住没说，别过身去，不理我们。
我们就这样又熬到第二天天亮，已经不对那个人的出现报什么希望了，可是我们身上已经没什么钱了，最后三个人凑了最后一点零钱买了三个包子，我把肉包给苏湘和弟弟，我吃了青菜包，苏湘说你们的包子是不是肉馅的，我说是的啊，然后大口吞咽下去，生怕他们看见。齐安说，吃了这个包子，我们的下一顿就没着落了，该怎么办？
我从怀里掏出一块手表，在他俩面前晃悠了两下，说没事，咱还有家当的，把这块表卖了不就有钱了。齐安吃惊地说，你把老爸的心肝宝贝偷了出来，他会宰了你的！
我呵呵笑着说，就算不偷这块表他也会宰了我，枪毙一次跟枪毙十次是一样的，再说了，大不了咱以后挣了钱，买块更贵的还给他就是了。
我拿着那块表，在火车站周围转悠，看见穿着体面的人便上前问要不要买手表？可大多数人都对我避而远之，有的甚至用很鄙视的眼神看着我，嘴里还说，年轻人干什么不好......
我很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的反应，做买卖是件很可耻的行为吗？
就当我有些失望想放弃的时候，一支粗壮有力的大手抓住了我，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很凶地对我说，跟我走一趟。我以为是抢劫的，拼命想挣脱，并大喊齐安的名字，齐安和苏湘闻声跑了过来，没想到又有两个人把他和苏湘也抓住了。
我们被拷了起来，带到车站警察值班室，原来是便衣警察，我们被当成贼了。
中年警察换上了制服，威严地坐在办公桌前，拿出纸笔记录我们的口供，说是注意我们两天了，问我们是哪里人，到上海来干什么，手表又是哪来的等等，我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个清清楚楚，并且拜托他们一定不要怪弟弟和苏湘，要坐牢就我一个人去。
中年警察哼笑了一声，说要是真查出来你们有案底，谁也逃不掉！
我们被关在那间小办公室里一上午，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苏湘眼里满是委屈和害怕，让我内疚不已。
中午的时候，中年警察过来了，还没等他开口，我就先迫不及待地说，警察叔叔，能不能管我们一顿午饭？这几天都没正经吃过饭，饿得不行了，我知道有个骗子，他骗了我们钱，我可以提供线索给你们.....
中年警察还是面无表情地哼笑了一声，说这事就不用你们操心了，想吃饭是吧，有个好地方，我带你们去。
我惊出一身冷汗，急忙说，不是真要抓我们坐牢吧，我们可什么案底都没有啊！那块表真的是我爸爸的......
齐安脾气也上来了，大声说，哥！别跟他啰嗦了，这种人没本事抓坏人，就知道欺负我们这样的！
中年警察也不在意，把我们带上警车，警车开走的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掉进了无底深渊，深深的自责让我懊悔不已，我千不该万不该带他们俩出来啊！
后来才知道，警车是把我们送到了收容站，要把我们三个遣送回家。我松了口气，情况还是没那么糟糕的。收容站里管饭，虽然和猪食没什么分别，可是还是吃了个底朝天。吃饭的时候，与我们坐一起的是一对小夫妻，我问他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他们说丢了工作，又不想这样回家，就打算在城里继续打拼下去，可是咱俩又没啥手艺，工作找不到，只好跑到铁路上捡煤渣卖钱，结果被逮到这里来了，唉......想想在上海这么多年了，村里人以为咱俩在这挣大钱呢，就这么回去了，真是丢人啊.....
是啊，就这么回去了，我们三个何尝不是呢，怎么面对家人啊，村里人又会怎么看我们，三个人一起私奔了？说出来都会让人笑掉大牙的吧，不混出个人样怎么还有脸回去。
苏湘多长了个心眼，问他们原先在哪里打工的？他们说在一家服装厂，离这不太远。
苏湘朝我眨眨眼睛，我明白了她的意思，于是我又问了小夫妻那个厂的地址，是不是还招人。他们也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了，并且还告诫我们，最好不要去那边，老板娘是个很抠门的人，他老公也不是个好东西，我们就是跟他们闹翻了才跑出来的，很多工友都走了。
我心里有了底，想想还是去试试吧，毕竟这是我们三个目前唯一的出路了。于是我们三个偷偷从收容站逃了出来，按照小夫妻给的地址，一路问人，找到了那家服装厂。
厂门口贴着招聘广告，油纸已经发黄褪色，似乎已经在墙上贴了很久。
自称是人事部的经理面试了我们，把我们三个带到车间，问你们谁以前做过缝纫？我们互相看了看，苏湘胸有成竹地说，在家的时候跟妈妈学过缝纫，我来试试。于是她找了一台空着的缝纫机，熟练地操作起来。经理说还不错，你就留下来吧，然后目光投向我和齐安，你们两个呢，会不会？我们像两个木头一样杵在那，半天憋出一句：我们不会这个。
最后苏湘被安排在缝纫车间，我和齐安则安排在后道，负责搬运货物和打包。
就这样，我们有了一份糊口的工作，工资不高，四百块钱一个月，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
每天十二个小时，我和弟弟两个人拼命干活，想着如果就这样干一年，可以存几千块钱的，厂里包吃住的，如果省着点，三个人加一起可以成万元户了，明年过年，就可以衣锦还乡了，爸妈应该也不会怪我们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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