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多为学生着想吧……”
寒假到来了。达夫是以校为家的，周塬也把林岚及孩子接到学校来。兰兰与汞儿年龄相仿，倒也玩得来，他们两人便全力投入到给学生补课上。青年教师罗四维又是单身汉，愿意给学生补化学。但两个班主任对补习内容却有不同意见，周塬认为，“补”就是将前面的缺陷补上来，以便有更好的基础来接受后面的知识；但达夫认为，抓紧时间把新课授完，以后就有更充裕的时间进行系统复习。小罗倒是不厌烦，两个班竟然是两个教案，他说他也想试验一下哪种方法好。
那时补课，也不收取学生的补课费。当然不能给老师发放劳务费，全是老师自觉的一种义务劳动。两个班的学生也到得齐。
1978年四月，县里分片区组织了高一学生的数理化竞赛。出人意外，在屯田赛区，狮尾岭中学居然独占鳌头了。而且让周塬的九班大长了脸面：数理化的第一名分别都是他们班的耿习武、李磊、刘文莲得了。三个人的其他两科也在“前五”之内。这一来，争取高考胜利的学习气氛更浓了。
县教育科原来迫不及待把县办中学瓜分，现在由于高考恢复，又在筹划恢复了。但是分了的仪器设备、校教具无论如何收不扰了，只是把下放的人员收回来而已。
六月底，学校领导决定：为了提高教学□□线，通过一次摸底考试后，将各班的“尖子”集中到一起，组成一个“快班”。这是当时最流行的办法。结果前50名的学生中，九班占了21人，八班14人，其余三个班，一起才15人，于是“尖子生”都集中到了九班，班主任也仍旧是周塬。对他来说是鼓舞，也是压力，他将第一次全程送高考，他最担心如果砸锅，就贻误了学生，他深深地感到肩头上担子的沉重!他想：教了20年书了，年届四十，也该出点成绩了，人生还有几个二十年呢？他满怀激情，到处蒐集1977年各地的高考试题，请教□□前教过高三送过高考的老教师，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去，他要为四化多送几个人才!
这天，七中来电话与学校协商教师收回去的问题。那边的刘校长说：“原则上是原来我校过来的几个教师都要收回来。但罗四维就不必回来了。”
“我仍旧回来教政治吧？”喻钊笑着说。
“你是县里提拔的行政领导，当然不在此列。倒是考虑到闻佑德家庭困难，便于他照顾家庭，是否让他留在狮尾岭，改调你们那里的周塬过来，都是语文老师，你们考虑看行不行？”
但喻钊不愿放周塬走。他说：“这恐怕不行。闻佑德本来是七中的编制，收回去是理所当然。但周塬本来是这边的编，你们要了去没有道理！”
因为狮尾岭坚持不同意，刘校长特意过来找到闻佑德商量。学校决定借一头良种母猪给他家作成本，解决他的家庭困难，欢迎他回去。闻老师同意了。他在收拾行囊、资料，周塬走了过去，深情地说：“两年来难得有你这样一位良师，可是你又要走了！高考怎样送？望你指教。”
老闻也很激动，他停下手来，把他让到床边坐下，说：“谢谢你两年来对我的关心。其实送高考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你那样扎扎实实地抓下去。只是复习中多关注资料的收集。”说着他起身取出那本装订得很整齐的油印资料，对周塬说，“这是我在师大读书时的古汉语讲义，你以前在这方面和我讨论得多，我原说的也是根据这个讲义。没有什么好东西感谢你，就送给你作个纪念吧，也许对你有点用。”
七中的教师要回去，喻钊和杨主任不得不到处为下学期的教师奔走了。
暑假到来，领导刚刚欢送了七中的同事回去，却又自己忙准备起身了：果然如黎天佑所料，汪实荣要回狮尾岭来当书记，便只好将喻钊调出去，腾出这个位置来。老杨呢，他自己要走。他向区教育组长提出：“从1974年我着手办狮尾岭社办高中，目前是最兴旺的时候，我本不愿意走。但你们既然决定汪实荣回去，我就只能出来。我们的过节，你们都清楚。”
唐组长当然清楚，十年前他们同在一校，汪是书记，杨是校长。汪与女老师周美兰勾搭成奸，老师们看不惯，老杨规劝他也不承认。后来被一些年轻教师们把他堵在周美兰的房里。汪被通报批评。他认为捉奸的事是杨指使，誓言要报仇……唐只得说：“我理解。那就只能屈尊您到屯田社中任教导主任了。您走了以后，那边的校长、主任谁当呢？”
“那是组织上和新领导去考虑安排的事了。”
唐俊杰和区教育组反复研究了几个方案，但考虑的几个人都不愿去与汪共事。最后他只得找了齐楚良说：“老齐，你新来，与他没有什么坎道，只好难为你去兼一下校长。你还是区主管教学的副组长，量他最跋扈，也不敢对你怎么样……”
暑假，周塬和达夫都以校为家。两人相约钻研教材，埋头读一点书，并辅导一下孩子的功课。达夫要报考地县辅导站组织的函授，借了些资料；周塬弄到了一本《古文观止》在读。
这天早饭后达夫邀周塬出去，也没有告诉他去哪里，只说到了便知。七月，双抢开始了，到处响起隆隆的打稻机声。他们走到了东风地界，有人招呼：“张老师，到岳母娘家里来看看？”周塬才知道他的来意。拐过一个山嘴，有一所绿树掩映的农家，那就是他岳父家李家塘。他岳父母都健在，两个和善的老人。真是“丈母娘看见郎，又是粑粑又是糖“，先是芝蔴豆子茶，接着又到园子里摘下一只大菜瓜。菜瓜生吃，肉厚多汁，又甜又脆。
“酸枣熟了，孩子要上树摘，邻居也想来打。我知道你每年都要做点山枣糕给你同学去，要你早点过来打枣。”
李大爷准备了竹竿、梯子、篮子，领他们来到屋后。便上晒谷场去了。后山坡上有两棵酸枣树，粗看去只见浓密的叶子。因为枣儿才熟，与叶子色彩相近。但你仔细一看，便可见到叶子下面藏金蕴玉。达夫爬在梯子上用竿儿敲打，枣儿便雨点般洒落下来。周塬在下面捡拾。
周塬知道他要枣儿的用意，回校的路上又问起他和梅蕊的□□。他终于向他的好友谈起这段凄婉的浪漫情史。
他和梅蕊都是安师初廿二班的学生。她爱好体育，与达夫经常在体育场相遇。正是青春萌动时期，互相爱慕。毕业时梅蕊已是体操队里一枝花，同学们常常在晚会上可以看到她健美的倩影，达夫则是书画界的新星。他的国画新作被评为县里的特等奖，当选县书画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可谓少年成名；毕业后他曾担任过乡村小学的校长，担任过全乡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1957年6月1日两人一同参加县优秀辅导员会议时，正式订婚。
下半年教师参加县里的鸣放□□，到了1958年4月8日晚上，他还参加共青团员的□□，第二天书记桂云钦通知他到□□队里去劳动，于是一夜之间他从天上坠落到了地下，也扼杀了这位崭露头角的青年画家。从此他就在帽子下面做人，课教最多，课外挑水种菜杂事都是他的，人人可以驱使。因为字写得特别好，大队的黑板报，田间的石灰字，都归他写。也有一个好处，他和农民接触得最多，与社队干部们打交道最多。虽然他成为了□□。但梅蕊却仍然苦苦地恋着他，开除了团籍也不“悔改”，尽管身旁蜂飞蝶舞，她也心无旁婺。然而他却不同意和她结婚了。三年帽子下炼狱般的生活，使他感到：如果与她结婚，就必然株连到她，等于也在她头顶上扣一顶帽子；既然深爱着她，就不要伤害她。他先是写信要他另择佳偶，后来见她痴心不改，便不再给她去信了。
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他们并没有看到这个“阶级敌人”有什么可恨之处，看到的倒是他的才华，是他的勤谨和谦恭，人们并不为难他，有时反而产生不少的怜悯之情。因而他到学生家庭去作访问，家长们支持他，要他去社队办事，偏偏比那些颐指气使的领导们还要顺畅。
1963年暑假他被安排到红旗大队劳动，住在李大爷家。李家的小媛姑娘十八岁了，正在学裁缝刺绣。常常请张老师给他画花鸟做绣稿，她悄悄地爱上了他。李老汉也喜欢这个勤谨老实的青年，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他说：“李大爷，您不要玩笑，我是个□□，别害了小媛。”
李大爷不以为然地说：“什么□□□□，左右都是人，我们喜欢你是个有才能的人，也是个至诚君子。这是媛妹子自己的意思，如果你不嫌弃她没有文化，能真心待她，我也同意。”
又过了两个月，梅蕊的信还是一封接一封寄来。为了让她斩断情丝，他便同李小媛结婚了。结婚后，他给她去了一封信，劝她忘记他，开始新的生活。
小媛也是一位美丽而贤慧的姑娘，结婚后在学校旁边租了间房，以裁缝为业。他的工作经常调动，全区的各个公社他都跑到了。那时的教师，档案工籍由县管，人头配备由区管，工作使用由社管。哪里缺人就将他对哪里调，一来因为他各门课程都拿得起，二来他是□□，没有讲价钱的权力，他就像棋盘上的一粒棋子，可以随时拈来摆去，没有个人的意愿可言。尽管这样，但他们夫妻十分恩爱，过了一年他们有了一个女儿汞儿。然而□□的浩劫却又破坏了这个和美的家庭。
由于他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划的□□，被以“翻案”罪重新戴上帽子，集中放在离家20多里的乡村，由民兵监押着劳动改造。偏偏这时小媛患上了脑炎。学校汪实荣迟迟不把妻子重病的消息及时告诉他，直到老同学黎天佑赶到劳改队才知道。待他赶回家，已经来不及了，她就躺着在送往医院的担架上永远地走了。不久他又被“清洗出教师队伍”，带着才两岁的女儿孤苦伶仃地回乡劳动。
梅蕊收到他结婚的信后曾大哭了一场。这里追她的人更多了。她见其中有个姓范的公社武装部长比较诚挚，答应了他，但必须依她三条：要允许她和达夫保持通信，要允许他每年来这里住几天，不准嫌弃他的子女。她保证不会超越他们夫妻关系的底线。这就是被她的同事视为奇闻的“约法三章”。
其实这么多年了他只到她那儿去过两次。在小媛去世后，梅蕊提出要把汞儿送过去由她抚养，但达夫不愿意影响她的家庭和谐。她就依时看节给小孩寄（托）来衣物。她唯一要的就是叫他每年给做点山枣糕，而且说她只要他亲手做的。
“所以我每年就必定要做一次山枣糕。”他说完了他们这个凄美的故事，声音有些哽咽。他太不幸了，两次政治运动，两次棒打鸳鸯……
“达夫，也不要过于伤感。难得梅蕊这么一片真情。不过，我建议你应该从这种凄婉感伤中走出来，重建一个家庭吧。”
“不。如果有了后娘，孩子就更可怜了。我必须专心专意带好汞儿，我才对得起死去的小媛！”
刚刚回到学校，邮递员送来报纸，里面有周塬的信。他从封面即可看出，这是他原来的校长柴红辉寄来的。自从前年她奔丧回来知道他在这里后，这是第二次来信了。
他抽出信笺，只见上面写道：
……因为工作需要，组织的安排，在我的肩上增加了担子，感到沉重的压力。今年学校又要扩招一个初中班和一个高中班。由于各种原因却一直没有物色到理想的教师。我记得上次你曾说过，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工作。我知道你是个很敬业的同志，你如果下决心过来，我表示热忱欢迎，并愿意尽力帮助促成。……
啊，这确实是个大好消息！矿区子弟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也一直让他向往，而且从信中可以看出，柴红辉一定是担任了学校领导工作，不是校长便是主任，过去在凤仪的实际也证明，她是一位可以信任的领导。他有些心动了。
走？他又不禁想起躲来狮尾岭的四年，他不是也工作得很好吗？尤其想起他的九班学生，正在为考上大学而刻苦努力，自己在这个时候走，对孩子简直是一瓢彻骨寒心的冷水！那里条件再好，我也不能损害我的学生。他回到宿舍给柴红辉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感谢她的信任，他也确实准备过来，但目前自己正教一个高二班，我要过来也必须在明年送走了他们以后……
八月廿日，忽然公社党委宣传部长派人来叫周塬。什么事呢？周塬满腹疑团地来到公社。坐定后，青部长很客气地给他倒上开水，说：“平时我们还是见过面，我相信我们彼此都认识。去年暑假在全区教师会上，我自始至终认真地听了你的发言。你那样自觉地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那种忠诚人民教育事业的精神很令我感动，如果每个老师都能像你那样工作就好了。所以当时区里评选出席地区优秀教师时，我是积极主张评你的。”
“但是，我不够格，所以最终没有评上。”
“为什么？当时不已经在大会上宣布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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