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1 / 2）



1．

学校和家门前的马路要被改造成二环快速干道北线，正在紧张的施工。二环的东西南三条线在去年已经改造完毕，修了许多的立交桥，整平了很多的路，使城市的交通确实有很大改观。当时我想，不改造北线的原因，可能是作为北线的北环路和友谊路的路况已经很好了。

没成想，我的阶级觉悟还是跟不上市长。或许是他老人家打麻将三缺一。或者每次上桌都坐南朝北,反正人家就是看着北段不顺眼。今年一开春，就把路给掘了。

北线的路况因为年久失修，所以没有翻浆(由于一些只能猜测无法证实的原因,哈尔滨的道桥修建时间距离现在越近,翻浆越严重)。在我看来，二环路无非就是把过去自行车道和机动车道之间的绿化带去掉罢了，但为了让二环建设在我们这个城市的建设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章，整个北线被掘地三尺，大有挖不出石油誓不罢休的架势。同时还规划出了三环四环，只是距离开工还遥遥无期。

其实如果仅仅从吹牛的专业角度去讲，我们的市长不大可能因为业务熟练而被他的省长看中，因为他最起码也要说打算按照中俄边境修十八环。这才能显示出开创精神。并且修理省道的钱被地方负担,省长也会笑掉下巴。

自从二环修建以来，施工现场就显示出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整个沿线尘土飞扬，要是开一个小时的窗户，写字台玻璃上的灰就能把压在下边的照片盖住。还在行使的汽车堆积在两边的快速信道上像蜗牛一样的前进，发出绞人心烦意乱的噪音。原来的人行道变成了一道道壕沟，梢有空隙的地方堆满了施工建材。充分显示出政府在领导人民改革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艰难险阻。

家里因为修二环而倒霉的是姥爷，他因为被施工用的砖头拌了一跤，摔短了肋骨，住进医院。

但更倒霉的人应该是我。姥爷住院第一天的晚上，我去送饭，正遇到陈大夫值班。陈大夫是小舅的同学，姥爷的主管医生，肿瘤学专业硕士。陈大夫得知我治了一个多月的肾病和肌肉拉伤一直没有好反而加剧后，感到有些蹊跷，把我带到处置室，仔细的在我肚子上摸来摸去。最后他确定不是肌肉拉伤，让我后天来做一个超声。

后天,我逃了一节课，又去做超声，结果让我大惊小失色:51×51.8×72.4MM低回声实质性肿物，包膜完整，位于腹腔内，与腹腔关系密切。

虽然“包膜完整”和“实质性肿物”都是形容良性肿瘤的，但我还是不敢麻痹大意，绞尽脑汁去想对策，结果没有对策，只有一遍又一遍不知所措的看超声报告单。

之后的几天，家里人都忙碌起来，带我去见我们认识的所以外科和肿瘤医生，最后我被众口一词的推上手术台。

经过反复的权衡，我们选择了医大一院。

哈医大一院是全省最著名的综合性医院，许多临床技术水平---特别是四肢和脾移植方面---处于全国甚至是世界的前列。据说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四肢移植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另外，我的表姨在这家医院工作，这在如今这个讲究裙带的社会，是必不可少的。还有，它位于市中心，离家也较近。

我当然还曾经考虑过黑龙江省肿瘤医院。但那所医院和本来已经很黑的医大一院相比，更黑了一层。最主要的是，所有的大夫都说这肯定是一个良性肿瘤，那我就更没有必要去肿瘤医院当冤大头挨宰的必要了。

有些人对于外科手术很恐惧，因为他往往把手术和小时候一跤卡倒哇哇大哭，或者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相提并论。即使是一个小小的阑尾切除，也会让人感觉到北韩的核战争爆发了。我的舅姥爷当年得了很严重的痔疮，被送上手术台，还没有手术，他就已经精神恍惚，等出院的时候，整个人憔悴得散了架。恐惧反倒比疾病更要人命.

从我妈肚子里出来，我就和医院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几乎年年进医院，手术自然也不在我的顾虑之内。我四岁的时候就有了上手术台的经历，住院的时候还从老舅那里混到一辆即使现在也依然价格不菲的玩具汽车。我只担心的是，我会不会面临与A同样的命运。

在术后出院的时候，我的病历被全部复印了一份。这些文件中，除了直接送到病房，,其它大部分是半年后我在北京看到的，那是后话。现在，这么多纸就摆放在我的桌前。这有助于我的回忆。我觉得用病历上的时间顺序向大家讲述接下来的故事是很不错的，同时可以附上一些资料。只是我不敢确定一些大夫写出来的汉字到底是不是汉字,只有按照自己想象来写，错误再所难免。

2．

6月12日周一入院第一天

早晨和表姨约好，直接到病房去找大夫。刚出电梯，就看到张主任。把情况向张主任简单的说明，他就带我到一个房间，让我躺在一张黑皮床上，像陈大夫那样在我肚子上摸来摸去，又看看超声报告，确定有肿瘤后，即让他的助手赵大夫给我办理入院手续.

赵大夫是表姨的同学，不到四十岁的年龄，微胖。他给我找了张靠窗户的床位，开了一堆单子,告诉我手术会尽快安排的,只是手术费用要高些,让我先在病房安排下来,抓紧时间做检查。

病房刚刚安顿下来，来了一个护士，问我要身份证。

住院要身份证是我第一次听说，不禁让我佩服全省第一的大医院管理就是不一般。可惜我没带。

我问护士，要身份证干什么？护士说抄上边的东西。我说，原来就是验明真身呀，那你问吧，我全告诉你。说这话的时候，我有种吹嘘的口气。

“身份证号。.”护士好象有意和我抬杠。

“230103820824163。”我对数字有种天生的特别感情，过目不忘。至今我还能说出自己考高中时的准考证号和初中毕业证号。可惜的是，这种感情仅仅局限于数字，不包括数学。

护士无暇和我扯淡，步入正题，姓名、年龄、住址、电话、籍贯、家族病史、既往病史、传染病史一一问过。并检查我的五官，听心肺、量血压，同时还不露声色的观察我是不是有黄染、皮疹、蜘蛛痣和刀口，这都是我后来从病历上看到的。

百密必有一疏。她自然不知道，我下腹有个刀口，是需要裸体才能看到的。护士也不是算命先生，没给我写额窄梁低眉心重。

护士走后,我便抱着一堆检查检验检疫申请单在医院的大楼内东跑西颠，待一切完毕，时间已经是下午。

晚上回家，吃饭剃头洗澡，然后拎着一大堆东西一个人狼狈的回到医院。

忙碌的一天到此结束。

3、

6月13日周三入院第二天

半夜里睡得迷迷糊糊的，半生不熟，隐约中听到有一个人在不停的呻吟。我以为是病房中的老汉胆结石发作，没去理会，却再无心睡觉，只是闭目养神。

天半亮的时候，医生闯进来，打开灯，大声的喝道:“你不怕穿孔呀，快给我躺下。”

我挣眼一看，呻吟的不是老汉，而是另一位和爸年龄相仿的中年人，块头很大。.此人听了医生的训话，像个训练有素的士兵，马上爬上chuang，一动不再敢动。不一会儿,来一辆手术推车，大块头被推走了。

想到我即将要重复这人同样的命运，顿时连闭幕养神的心情也没有，坐起来看一本关于解剖学的书。.看来看去没有看进一个字，脑子里反复萦绕着关于手术的种种假想。索性把书扔到一边，去医院冷冷清清的大楼里溜达一圈。

在手术面前，我似乎在自欺欺人，告诉自己不害怕。我对自己说，到时候往手术台上一躺，麻醉后任人宰割，对好歹一无所知。这样即使手术失败了也无所谓，就当自己是安乐死。看看欧洲，好多人对这种死法求之不得，甚至到法*闹个沸沸扬扬。所以手术协议上通常都有这样一条，麻醉以外不属于医疗事故，以免患者既享受到安乐死，又获得医疗赔偿，将便宜占尽。

但阴沉沉的影子总是挥之不去，压在头顶。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不是害怕，或者我知道那是害怕，心里不愿意去承认它。手术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太多太多，即使机关算尽也无法避免，一时的差错就很可能是一生的结束，让人不得不胆战心惊。

早晨六点，一位年轻漂亮的护士来为我采血。她的头发染成偏暗的藕荷色，刘海上有似乎有点湿，恰到好处的抹了淡妆，衬托光滑白晰的脸蛋更加吸引眼球，让人感觉在迷路的山林中看到了仙女一般。

她一边麻利的准备东西，一边安慰我不用紧张，说抽血的时候，紧张的病人的疼痛感是正常的两倍，而放松的却仅仅是一半，这一来一去，就是四倍的关系。

扎针的时候，她细嫩的小手热烘烘的贴在我的胳膊上，摆好姿势，然后抬头看我一眼。我以为她在考察我是否紧张，于是极力表现出大无畏的造型。

她好象是审计署的特派员，一下子就看出我的弄虚做假。但又好象查帐的人吃了做帐的好处，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微微一笑，说我长得有明星相，脸蛋像郭富诚，体型像周杰伦，气质像梁朝伟。

长这么大，很少有被一个不相识的人夸是帅哥，也忘记了人应该有自知之明。我呵呵一乐，等着她给我一半的疼痛。

漂亮护士很麻利的一针下去。人漂亮，扎针自然舒服，这一针下去，就像按摩一样。我刚想这么说，忽然高举稍稍有点疼痛，我咬咬牙，告诉自己这仅仅是一半的疼痛。不料这疼痛大有爆炸原子弹的架势，迅速膨胀。

最后多亏护士小姐用一句话解决问题。她说，怎么扎漏了呢？然后把针头拔掉，换了一只胳膊，继续扎。这一次成功了，只是疼痛不得不变成平时的两倍。

今天所有的事宜都被大夫安排在下午三点以后。手术日期也很快被安排，在明天的第四个，最早也要十二点进手术室，属于加台手术。所谓加台手术，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多花一倍的手术费，然后夹个塞。不过这钱花的值得，不然在医院多住上五六天，住院费、诊察费、护理费，再加上两瓶10元/瓶的葡萄糖，费用也就出来了。

医生查完房，我就出去找了一家网吧上网，回来的时候病房内已经人满为患。我靠在窗边，看着家属进进出出，听病人们呻吟不止。不管你在外边如何的潇洒得意，只要走进病房的这扇门，在吃苦遭罪面前，无论老幼贫富人人平等，谁他妈也别牛叉。

4．

下午两点，我在病房里吃梨，半个梨，赵大夫进来看到此景，告诉我这是最后的进食，而此时距离早晨他告诉我的时间还差一个小时，我应该可以再吃半个梨的。但我怎么敢反对大夫，只好让嘴巴只保留说话的功能。

为了防止脱水，我躺在床上接受四瓶葡萄糖的灌水，同时等待麻醉师的到来。

医院快下班的时候，麻醉师终于显身了，穿著一套蓝色的手术服。据说把手术服装设计成蓝色和绿色是有讲究的，这样可以减少病人的紧张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