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告诉我以前谈过一个男朋友，谈了很久，后来因为性格不合分手。我看不是性格不合，是觉得她太无聊。”
“这个女人对你有意思!她跟你讲健身房是希望你知道她身体健康，跟你讲没结婚是希望你知道她名花还没主，跟你讲男朋友是希望你知道她不是同性恋，”我兴致勃勃地分析，“很有可能她帮你做检查时就已经春心萌动。”
“那她也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有女朋友。否则她开给我的那些药是吃来杀蛔虫的吗？”说的也是，估计余素芬都未必知道陆丰吃哪个牌子的药。
“她婚离得怎么样了？”
“哪有那么快，她说要盘算盘算怎样尽量减少损失，我看是又开始心疼钱了。我不管，反正我告诉过她，我会取第一个我爱的女人。一年的时间，总够了吧。”
“万一到时候她离不掉，你怎么办？”
“到了那个时候再说，我现在总得先给她点压力。就像我们定工作计划，管它完得成完不成，先要写得像那么回事。”
一个月后，我的合作项目结束，他凭借其中的出色表现升了一级。龙丽慷慨地请全部门吃了一顿饭，然后向经理提出要求和我调换办公室，理由是他现在高我一级，按级别，应该拥有一间转角办公室。
那个星期四下午，我用会议室的转椅把自己的东西一样一样推到那间其实差不多大小、只是窗户小一点的办公室，第一次体会到所谓“力争上游”最现实的意义。一扇稍微大一点的窗户，在特定的环境下，代表了许多、许多。
回想起来，虽然刚工作时傻乎乎一心求成又没找对门路，受了委屈也不知如何应付，那一段时间却还是很值得怀念。当时，公司好像很有钱，动辄找名目组织活动：新项目要开始了，庆祝一下，找个地方吃海鲜；达到了里程目标，庆祝一下，全部门去看球赛；夏天到了，庆祝一下，海边烧烤，公司报销一切费用外加汽油；秋天到了，庆祝一下，去葡萄酒园品酒，品完每人带一瓶回家；项目结束了，而且居然还提前了两天，了不起，每人一张礼品卡；圣诞节吗，废话，一年一度，不好好开个酒会怎么行？
伴随物质而来的是精神上的优越感，人们都很乐观，许多中流砥柱级的人义无反顾地从大公司跳到小公司，怀着“只要公司股票上市我就能赚个满钵”的信念；留在大公司里的，年纪大的想熬到退休拿福利，年纪轻的想“稳定中求发展，在这里混到点资本再跳出去，身价更高”，上班时大家都忙里偷闲瞄着自己买的股票看是不是又往上涨了。每个人都向前看，相信“明天会更好”。如果时间也有颜色，那么，那是一个带着粉红色的、短暂的片段，称之“流金岁月”并不为过。
然而，花无百日红，任何东西，好到顶，自然走下坡路。
不知从哪天起，空气竟然真的带“粉红色”了，新闻、报纸、杂志、网上漂浮着一个叫“粉红条”的单词。在英语里，给某人一张“粉红条”用来比喻通知他丢了饭碗。一年上半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
公司里第一次飘起“粉红条”。公司赋予它一个煞有介事的名词“资源重组”，听上去很有学问，其实是一堆狗屎——用奶酪和西红柿镶边，撒上胡椒和迷迭香，再浇一朵奶油花，还是一堆狗屎，发明那个词的人应该自己先吃一口，看他说不说“味道好极了”。
虽然已听过好多次，当“粉红条”真正飘起，每个人心里还是像经受了一次大地震。经理召集我们开会，带着他招牌性的微笑说，很遗憾，从今以后，我们部门将“失去”两名员工，其他人还是各居各位，他真诚地祝愿那两位员工在别处能有更好的机会。当然，这个美好的“祝愿”，那两个人是听不见的，因为半小时前，他们已经在人事部门员工的“陪同”下离开了公司。
剩下的半天谣言四起，有人说这和第一季度业绩有关，裁员是为了把股票拉上去；有人说裁这些人杯水车薪顶什么用，立刻被一眼瞪回去，“你难道还希望多裁点”；有人说裁的主要是将近退休的；也有人说某个部门新进公司的某某某跟着上司一起滚蛋了。听得所有人心里加倍发慌。
我坐在办公桌前越过电脑屏幕看窗外碧蓝的天空，天只是一味地蓝，毫不含糊，没有一丝忧伤，也没有一点同情心。我想起就在去年，公司招我进来还发给陆丰几千块钱的推荐奖金，觉得温州真让人“经风雨，见世面”。
我每天晚上临睡前和吴丽通一次电话。我喜欢钻到被窝里，把手机放在枕头上，然后把音量调大一点，耳朵凑在它旁边，有时说着说着就睡着了。她告诉我杭州天气不好，三天两头下雨，我说：“谁叫你自己喜欢跑到那儿去，我在哪里，太阳就在哪里。”
偶尔，我打开他的电子邮箱看看，她的邮件不多，无非是从前的同学和朋友，都很简短，也从来没有泽西的。几次下来，也就懒得去看了。
两个多月后，公司第二轮裁员让所有人拎清了形势：“过去的好时光”是一去不复返了。这一轮“资源重组”涉及面更广，来势更凶，走路的员工待遇更差。整整一天，公司里气氛沉重得像压了块铅，大家彼此见面先要端详一番对方脸色再开口，惟恐人家刚刚被裁而自己说出什么会导致“不必要刺激”的话来。
我在电梯间和那位客户服务部门的冤家不期而遇，自从那次被当众出卖，我见了他都绕道而行，今天不巧，迎头碰上，只好尴尬地笑笑。他手里抱着一个大纸盒，电梯门刚关上就开始骂娘——先骂公司过河拆桥，后骂管理层借机整人，再骂员工之间内部倾轧(他大概已经忘了和我之间的过节)，最后扔下一句：“看好了，那帮人一个都没有好下场。”他们部门被裁了足足三分之一，他属于倒霉的一员。
电梯到底楼，我已经不再恨他，也不再那么恨。我意识到，我们这些人不过都是一棵大树上的猴子，平时为抢一两个香蕉或桃子你争我夺，然而，当面临树倒猴子散，我们的命运都不握在自己手里。
这一轮裁员中，我们部门又“失去”了三个人。大家各就各位，毫无怨言地接过分到手上的额外工作，好像那些人从来没存在过。不知不觉间，大家变乖了，变勤奋了，变得任劳任怨：再没人提早下班，再没人一顿午饭吃两个小时，大家开始周末把电脑带回家有事没事发个电子邮件出来表示“我在干活”，开始细心揣摩主管的心思，原先的“我要如何如何”变成“我要讨老板高兴”，而后突然发现，老板大概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容易不高兴的生物了。部门里的一个马屁精甚至专门写了一套代码，输入同事们的大致年龄、工资、年审评分等参数，凭之计算每个人相对于自己被裁员的几率，以确定要对付的对象。裁员比海鲜、烧烤、球赛、酒会、礼品卡加在一起更能提高工作效率，这一点公司人事部门大概始料未及。那种情形让我想起一句古话叫“棍棒下面出孝子”。
工作比以前更忙，但我还是在七月底请了两天假，加上长周末，打算去杭州看吴丽。我记得，那个周末是她的生日。
我给她买了一块手表做生日礼物，我觉得这块手表很“像”她。
临行前，陆丰笑眯眯地递给我一样东西，用粉红色礼品纸和缎带包得像模像样。
我打开包装，是一盒保险套。
他好像怕我不识货，还凑上来补充一句，“这一种是这个牌子里最高档的了。”
我红着脸骂他，“神经病。”
“周文，我已经想好了，将来你结婚，我给你一打三十六个大包装的保险套，以平均一周四个计算，多退少补，可以用大约两年，两年以后呢，我看你也差不多该生孩子了，”他得意洋洋，“是不是很周到？”
陆丰自作主张的好意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因为车一到杭州，不知是因为旅行，还是临上车前吃的那杯冰淇淋，抑或是某种奇特的心理暗示。
吴丽摸摸我的脸颊，说：“你怎么又瘦了。”
我说：“因为饭吃得少了，你不在，没人给我买。”
她笑着说：“以后补给你。”
吴丽和一个在杭州某家电脑公司工作的人合租一套公寓，我走进她房间，看见地上另铺了一个床垫。她说：“晚上你睡床上，我就睡这儿。”
我点点头，心里却有一点说不大出的味道：这个问题我们从没讲明，她这么自然地解决了，我不由得想，难道她真的一点都不想要我？
她房间的窗边挂着一个别致的风铃，用贝壳串成，看得出是手制的，风吹过，声音十分悦耳。我问她哪里来的，她说是一个同事做了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是男同事吧？”
“是的。”
“他为什么要送你生日礼物？”
“前两个月我帮他搬过一次家，他大概是感谢我吧。”
“他为什么要送你一个他自己做的风铃？”
“这……我不知道。”
我盯着她的眼睛看了很久，“你们关系很好？”
她点点头，“只是工作上的。你不要乱想。”
我愤怒起来，“工作上的好朋友碰到了生日送礼品，不是什么风铃!”
我的声音在小小的房间里显得很尖锐，像一根被横空扯断了的铅丝，还在微微地抖，牵动着空气一起跟着发颤。我们两个人都吃了一惊，她动动嘴唇，什么也没说。
我们面对面难堪地沉默着，每一秒都显得格外漫长，终于我无法忍受，脱口而出，“对不起，我忘记你的生日了，所以没有准备礼物。”说完我又盯着她的眼睛，想看她有什么反应。
“不要紧，你来看我就已经很好了。”她的眼睛居然还那么平静，一点失望也没有。我的心像被刀子狠狠划了一道：他把别人送的生日礼物挂在窗前，却不在意我记不记得他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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