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山（1 / 1）



这山，承载着我儿时太多的回忆。

由于山东坡采石放炮的缘故，孩童年纪的我们只能在山的北坡和西坡活动。

我们最喜欢在北坡玩耍，因为它正对着山腰处的学校。

学校临路而建，矗立在山腰里一段平整路段的北侧。这条路横贯东西，是联系着七个小队的主要干道，远远望去，便如一条长长玉带轻轻地束在了山的腰间。平整的部分在山的正北侧，属于整条玉带的中间部分，约有一两公里，平整部分的两端，一端向西延伸开去，一溜下坡，又长又陡，足有二三公里，将长沟垴、山西坡和邱家嘴三个小队串串珠似的串在了一起，这段下坡路并不回环曲折，从上往下看，一直可以看到山脚，然而坡度却极大，绝对在五十度以上，这对串在这段坡路上的三个小队的乡民来说，下坡路就变成了上坡路，他们想要到乡镇去，无论是步行还是骑自行车，不费一番大力气是不行的；带子的另一端向东延伸，也是一溜下坡，不同的是，这段坡路迂回盘旋，弯路很多，站在高处往下看，不出十几米必有一个弯道，便如蜿蜒爬行的蛇，沿着蛇身顺路而下，可以到达山脚的另一个村庄——山后杜，到这里后，路便成了平路，沿路东行，则可以到十几公里之外的镇上去。这是我儿时岁月里，村人出村的唯一通道。

站在学校那两层教学楼的走廊上向北望去，山与我们只有一路之隔，它静静地蹲在你的面前，父亲般慈爱地与你对望，你看着他，他也看着你。

那时候，我们放学得很早。这里面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老师们自家种的也都有地，他们也需要早早地把学生打发走了好到田里侍弄自己的庄稼；另一个原因则是在那个年代里，村子里靠知识改变命运的农村娃的确不多，大多数的父母让孩子上学无非是让他们认上几个字、会算几个数，真正有心供孩子上初中的父母已不多见，起意供孩子上高中、上大学的则更是少之又少、凤毛麟角，所以老师们自然也没有多大的工作压力。正因为如此，老师们绝不会擅自改变作息时间，给你补课或者搞什么课外活动，只要一天六节课上完，放学铃准会准时“铛铛”地敲响，用不了几分钟，我们这些学生娃们就会大呼小叫着如同草原上的失控的马群一般拥挤着逃离校园。

说“逃”一点也不错，因为那时候老师是可以打人的，而且打得很凶，重要的是，在很多家长眼中，老师打学生完全合情合理、天经地义，甚至还会认为哪个老师打孩子打得凶，说明哪个老师负责任。所以，就经常出现这样的一幕：老师打完后，累了，但还不解气，还怕小孩儿不懂事再犯错，于是就通知家长，家长到学校后，二话不说，先揪着自己的孩子狠揍一顿，然后再听老师训话，搞不好，得好一番道歉才能得到老师的原谅。正因为如此，我们并不喜欢在学校里呆，总盼着放学，还好，一天里上课的时间并不长。

一天里，我们最喜欢的是下午，因为下午只有两节课。坐在教室里迷迷糊糊打上几个盹，或者装模作样写会儿作业，就到了放学时间。那时候，太阳还老高老高地挂在天空，到处都是明晃晃、亮堂堂的，离夜幕降临少说也有两三个小时，而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是自由的，是完全没有父母师长关注着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出了校门，随着一声喊，我们这些娃子们便男孩与男孩一起，女孩与女孩一起，自觉地各自组团，然后三三两两地向小山进发，极少有直接回家或者到其它地方玩耍的。那山，对我们有着一种魔力，它便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我们欢欣鼓舞地融进它的身体。

是的，我们每天都爬山，因为山上有我们无尽的欢乐。

最大的快乐自然来自于攀爬的快感。那个时候的我们，人虽精瘦精瘦的像一群野猴子，但那小身板里却似乎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能量，总感觉如若不找个事由释放释放，就会有种被憋坏的感觉，不像现在的孩子自小就养在温室的花盆里，娇滴滴地享受着无微不至的呵护。我们很少慢腾腾地走路，记忆中似乎不是在奔跑，就是在攀爬，树木、墙头、沟沿都是我们攀爬的好去处，在众多的同龄小伙伴中，我攀爬的本领绝对是首屈一指——村里最高的树我敢爬，河沟里落差最大的悬崖我敢爬，即便是谁家的房子上有了风蚀的借力处，我也敢想法设法爬到房上去。这或许是遗传了我父亲的基因的缘故吧，他在他的同龄人里爬树也是最厉害的，我们很多人都亲眼看过他头朝下爬上十几米高的泡桐，当时，围观的人都服了，崇拜的不得了。

不过，与爬山比起来，爬树、爬墙、爬沟沿就显得不过瘾了。山虽然不高，但却陡峭。从学校大门涌出来，沿着一条通向山顶的岔路口向上爬，不出二十米，本还一两米宽的小道登时变窄，成了一条狭窄的不足半米宽的崎岖山道，越往上走，小道就变得越窄、越陡。小道那个窄啊，窄得只能容得下一人通过，最窄的一段距离，甚至必须将两只脚一前一后叉开方可，想要把两只脚放在一起来个立正稍息的姿势，那是决计摆不出来的。小道不仅狭窄，还很陡峭，恐怕有六七十度的样子，远远望去，小道便似从山顶上挂下来的一条绑束发梢的丝带。在这样的小道上跋涉，是相当考验体力和耐力的，更何况脚下大小不一的碎石块不但硌得脚板生疼，还时不时地引起一阵打滑，让人跌得灰头土脸。但是我们并不气馁，一边大声喊叫着，一边脱了小褂扎在腰间，在太阳晒在背上带来的亢奋中，手脚并用地继续向上爬。这个过程中，刚开始总有人的手被磨出血泡，但却没人愿意声张，相反倒要咬紧牙关隐瞒着，因为，在我们看来，因为这点小事就挂彩是丢人的事，张扬开来非但得不到别人的同情，相反还会引来一番嘲笑。于是，大家都只是胡乱地喊叫着，似乎只有喊叫才能显出自己是真正的强者。这样一路爬上去，过不了多久，大家就会气喘吁吁，汗水在光光的背上闪耀着光芒，犹如涂了一层油，被太阳一烤，便愈发黝黑，我们男孩子都喜欢这颜色，说这是健康的象征，是强壮的颜色。这样的攀爬一般要持续三四十分钟才能到达山顶，到了，快到了。在山下的时候，抬头仰望，似乎小道的尽头便是山顶，可是走近了，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距离山顶只有几米的地方，一堵悬崖实实在在地挡在了小道的前面，小道也因此来了一个华丽的转弯，扭动身姿，折而向东，旋转着向斜上方延伸，化成一段较为平缓的坡路，远远地伸向山顶的另一端。绝大多数人走到这里，都会选择顺着小道的转身而转身，然后比较轻松地走向山顶，去完成最后的一段征程。然而，对我们这些胆大妄为的孩子们来说，走远路无疑等于消耗时间。我们会毫不犹疑地选择爬上那处悬崖。悬崖是不能用陡峭来形容的，因为它本就是垂直的，但好在它并不高，也就三四米的样子，还好在这悬崖的断面上有很多可以或抓或蹬的石头间隙。我们叫嚷着“比比谁是第一”的口号，嬉闹着各自手扒脚蹬，开始最后的冲刺，那场面，就如同一群壁虎正在围堵停在崖壁上的昆虫。这样的场面，现在是不多见的，要想见到，恐怕只有在攀岩的一些专门场地才可以吧，然而，不同的是，现代人在攀岩的过程中，是系有安全绳的，我们那时却根本没有，而事实上，我们也从来没有失手过。这不能不说也反映出了人们体质方面的一些滑坡。

爬上这段悬崖，就是山顶了，那是一块平整的有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平台，地面上虽也长满杂草，但却十分平坦，便如锋利的宝剑削去了山尖之后留下的创面一般，显然经过人为的休整。这块平台的东西两端各安置了一个庞大的机器，西侧的那一个犹如弯弯的弦月，好几米高，它一上一下地永不停歇地点着头，很像祈祷的人们在磕头，也像现代人发明的招财猫的手，由于它那奇怪的动作，我们把它叫做“磕头虫”；东侧的机器却不同，它的中间是一个墨绿色的大金属盒子，有一间房大小，上面有门，可供人进出，我就曾亲眼见过那些当兵的钻进去，围绕着大金属盒子的是两个高低错落开的弦月形金属网，不过与西侧机器不同的是，这两个金属网是平躺着的，它们被手臂粗的同样墨绿色的钢管连接着，与大金属盒子合为一体，它运转的方式是旋转，一圈又一圈，速度很快，比广场上的旋转木马快多了，两个巨大的金属网在旋转中带出巨大的风响，呼呼地不绝于耳，很有气势。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那两个巨大的机器叫雷达，是人民空军指挥战机和监控空域的厉害家伙，后来还听说，当年林彪外逃时的座机飞行情况，它都看得一清二楚，就连坠毁温都尔汗，也是它最先发现的。

这雷达无论战功如何显赫，对我们而言，却如同天方夜谭，我们只把它们作为我们的玩具。我们先是躺在西侧雷达下的水泥地上大声喘气，让山风把胸中积淀的大团大团的热气带走，然后争辩着是谁最先爬上悬崖，再后来便集体嘲笑最后爬上来的，说他是“小狗”。当山风吹尽汗珠，体力渐渐恢复，我们便三三两两一组一组地攀爬雷达。西侧的“磕头虫”很高大，不好玩，我们便不去理会，我们攀爬的是东侧旋转着的那个大家伙，它旋转得好快，我们要看准机会，先随着它跑，有点儿铁道游击队追火车的感觉，追的紧了，瞅准机会，抓住铁皮盒子与金属网连接的的钢管，双脚蹬地，便倏地飞了起来，然后翻身骑在那些钢管上，于是整个身体就随着整个机器旋转开来，那感觉真像坐旋转木马，但却要快得多，也刺激得多。不过，这样做显然是不被允许的，因此，我们没少受到那些士兵的驱逐，但后来见他们也并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便越发胆大，只要他们不出现，我们便一切故我，不玩尽兴决不罢休。

如今，每每想起儿时爬山的经历和乘坐雷达时的情景，我的心里还总会涌动起一种不可名状的畅快，然而，小山给我带来的快乐远不止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