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图书馆，书信集，第4箱：关于东亚形势的来往信件，1902年3月－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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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3月23日，牡蛎湾
亲爱的海因莱茵先生：
亨利·卡波特·洛奇先生向我推荐了你新的著作《纠缠的同盟》。说真的，我怀着最大的兴趣了你前一本著作《亚洲问题》，我认为这是自麦考莱和弗朗西斯·帕克曼之后最好的作品之一。大体上说我同意你在书中的意见，我深深感到合众国和英国应该尽可能地在太平洋地区合作。在正处在开端的这个世纪中，太平洋的商业以及对太平洋的支配，已经是世界历史中难以估量的重要因素。命运和事态的进展迫使合众国不得不在亚太地区发挥重大影响，不管我们愿意与否，美国都必须承担这一使命。
由于你渊博的历史知识，你当然知道，虽然政府官员可以领导人民完成某些事情，但是他们却不能领导人民比舆论走得更远。现在，我们的舆论关于中国问题依然是迟钝的，而且我们对那里的确切事实全不清楚。
对于英国不明智地拒绝了我们关于阿拉斯加边界的完全正当的建议这件事，我是非常遗憾的。这些问题并不像正在远东发生的那些事情那么重要，但是我们的人民对这些问题要敏感得多。
你很幸运，在很年轻时就成为一个公认的学者，而我呢，唉，搞了三十年的政治，政治上的起落是非常难说的，有的时候是辛酸的，尤其是当你的正确意见同大众不一致的时候，一个人所能做的无非是尽力而为而已。我记得很清楚，每次我在选举中吃了败仗，往往就会说这种点票数的事情是多么愚蠢无聊，而打胜了呢，当然就相信公众的舆论和判断是公正的啰。
我亲爱的博士，我急切希望能够从你那里获得你对远东地区未来走向与前景的真知灼见。由于目前中国与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尖锐对立很可能引发一场战争，你能否就远东地区近十年来的局势的发展给我一点分析与建议，我将十分感激。
我非常希望看见你并同你长谈。
你真挚的
西奥多·罗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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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3月27日，普林斯顿大学
尊敬的总统先生：
得知你和亨利·卡波特·洛奇先生都欣赏我的作品，我感到十分高兴。《1812年海战史》和《赢得西部》也是我很喜欢的两部作品，我在茶余饭后常常翻阅一二，我感觉，这两部有趣的作品将与那些最有价值的和不可或缺的著作一道，在美国历史著述中zhan有一席之地，尽管我并不赞同你和特纳先生在边疆问题上的“天定命运”的说法。
我必须承认的是，在上次大选中我投的是布赖恩先生的票，因为在我看来，麦金利先生过于倾向于大企业了，而你在南美问题上的态度又使我感到不安。
你在海军大学的演讲说道：“所有伟大的民族都是富有斗志的民族。一旦一个民族失去了斗志，不管它还保留着什么，不管它在商业和金融或是在科学和艺术方面如何发达，它已经没有资格列入世界民族之林了。”我赞同你的这个观点，外国威胁的存在总是不可避免的，不管喜欢与否，世界总会闯入我们的家门，这使得我们必须要对世界进行干预，以维护我们的安全。这使得我们需要斗志。
但是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想追加一句——所有伟大的民族也都是富有理想的民族，这种理想超越世俗或宗教的荣耀，也超越国家和统治者的光荣。没有理想的指引，斗志只会变成庸俗的打斗，损害我们和他人的自由。胜利，甚至是成为全球霸权，也只是一项虚无的战利品。在合众国，这种理想的是由杰弗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两位总统传承下来的。这种理念为合众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一种批评的传统，使我们更谦逊因此更了解外部世界。
阁下，我注意到我的语言开始象一个大学讲师在授课了，为了避免更加失礼，我还是回到你要求我进行分析的主题上来：十年来远东局势的历史与发展前景。
在我们评述1890年后太平洋地区新的外交布局之前，我们还必须首先回顾一下远东地区发生的划时代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剧变，以及西方列强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接触。
1870-1900年间，世界上出现了三个新的强国：1871年的德国以及1891年的美国和中国。所谓的世界强国就是说在处理大多数重要国际问题时，其他国家都必须考虑到的国家。这三个新的世界强国大大增加了国际外交的复杂程度。在国际天空中突然出现了这三个星宿，扰乱了外交星占学家们的算计，而对于地上人间几亿人的日常福利以及他们的生死攸关，却是具有征兆意义的大事。
远东问题首先是中国问题。从七十年代之后，中国在工业、商业和陆海军方面的发展在绝对速度和广度上都是令人吃惊的。它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中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这里只能提供少许中国经济爆炸式增长的具体情况：它的人口从1868年的3亿增加到现在的6亿，它的煤产量从1875年的1100万吨增加到1901年的1.75亿吨，只略低于英国的2亿吨和德国的1.82亿吨，但远超过奥匈帝国的4000万吨、法国的3100万吨和俄国的2600万吨。钢产量的增加更为惊人，它的钢产量只略小于英国和德国的总和。在世界贸易中的比例，英国为20％，德国为13％，我国为11％，而中国为10％，而世界制造业产值的前四名是：合众国、英国、德国、中国。尤其令人注目的是中国在电气、内燃机等工业方面的成就，类似巨硬这样的大公司控制着整个世界的汽车产业。
但也恰恰是中国工业化无可争议的经济成就，向这个社会提出了一系列它自身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可以说，在表面光辉夺目的经济成就下，中国正经历一场总体性社会危机，而它选择解决这个危机的方式，将直接对远东乃至世界的国际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这里我不准备象平时上课一样喋喋不休的分析三十年来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困境，也不准备详细讲述中国政府想要解决这些困境的方式是怎样加剧这些困境的，毕竟，这不是一堂政治学的课，我也不想让你过分生厌。所以在这里，我只是想讲一下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困境是怎样限制中国的外交抉择的。
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现代化是在一个前现代的社会和思想框架下进行的，虽然它的制度外表看起来足够现代化，但是国家仍然操纵在一小群政治精英手中。从一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就同国家干预主义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非建立在公民政治之上。
当社会变得日益多元化，新阶级、新的利益出现的时候，这些精英力图将这场经济现代化的政治后果减低到最小程度，维持原有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他们先是利用传统统治方式同现代干预型国家嫁接上的便利，利用税收、金融、外贸和国家行政干预等方面的有利政策，去迎合工业界敏感的需求，这导致了保护关税、重商主义、经济资本同政治资本的融合，也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的迅速增大。然后用“民族精神”、“民族荣誉”之类的言辞并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实施国家福利计划来整合因此分裂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从未得到机会发展成型。
事实上，我亲耳听到过中国某位社会党的相当高层官员说到，衡量民主和自由的标准是社会的富裕程度和人民的生活水准，我相信这种以集体富强而不是个人关怀为导向的价值标准是该政权大多数官员的心声，他们以仁慈的严父自居。愿上帝保佑，不要让我们堕落到这些亚洲人的标准上。
中国在近代所受的屈辱和其悠久的专制历史有助于其人民迅速接受了这种国家主义思想。此外，激烈的商品经济竞争所释放出来的压力越大，个体的无保障性与无归宿感就越是明显，进行社会整合的要求也就变得越是强烈，由于其政治秩序不允许多元竞争，“民族——国家”就成为一种社会崇拜对象，谁对它提出疑问，谁就意味着背叛和不忠。内部矛盾总是存在的，但是总是被人们轻而易举地作为“外部力量渗透的结果”来解释。也就是说，他们力图向外界转移国内矛盾，为的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国内的困难——工业和农业利益集团的冲突，人民对权威政治不断上升的不满——转移开去。每一个利益集团都被收买了，普通人民被帝国的荣耀所迷惑，中国政府用建造一支规模巨大海军的方法吸引了工业家和中产阶级，用关税壁垒来取悦农业地主和商人，用民族自豪与授予政治参与权打动了知识分子。
当然，这种国家主义看起来像是世界的一种趋势。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经济都普遍萧条并寻求解救，都开始向外国商品关闭自己的市场，贸易关系也越来越具有政治性了。将必需的市场和原料带入政治控制的范围之内的驱动力越来越强，因此各国政治自然而然的被吸引走向“自给自足”的帝国主义，为了在竞争中获胜，为了缓和国内政治所遭到的社会压力，各国政府都在用民族身份把自己武装起来。
实际上，经济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在欧洲到处都激起了帝国野心。使英国分心的是印度和非洲，以及它遍及全世界的殖民地。俄国则紧盯着土耳其、近东和东欧地区。法国对北非梦寐以求。意大利则跟随法国。只有奥地利在欧洲之外没有什么要它关心的东西，一心只想维护自己那已经显露出分崩离析迹象的多民族帝国。
占取殖民地无疑有着鲜明的经济动机，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许多国家争先恐后地将许多地区瓜分的原因。例如，意大利坚持侵占一片片显然毫不起眼的非洲沙漠和山地，其经济效益又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在于，殖民地已经成了国家威望的象征。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在某个棕榈海滩升起它的国旗，就意味着身入强国之列。事实上，各国劳工运动或者民主政治的兴起，都对帝国扩张起了明显的刺激作用。政治家们纷纷注意到对外执行帝国主义政策所带来的国内好处——征服殖民地可以为一国的人民带来光荣，从而减少他们对国内政策的不满与批评。政府于是用力晃动“爱国主义”的旗帜，用民族优越感将有钱人、中产阶级和穷人团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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