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辽东的军事管理体制（1 / 1）



王成科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维护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在军事方面,创立了一种寓兵于农的卫所制度。将全国的常备军按卫、所制度编制起来。规定每五千六百人组成一卫，每卫下设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包含十个百户所。百户所下设两个总旗,每个总旗包含五个小旗。卫、所驻扎各地,隶属于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都司之上为五军都督府。士兵平时归卫所操练、屯田，战时由兵部调遣,由皇帝临时任命的总兵官统帅作战。战事结束后，兵回卫所，将归原任。兵部、都督府和总兵官职责各异，军权高度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

明军占领辽东后，朱元璋鉴于辽东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政治形势和民族分布的特点，几经改革，最终确定辽东地区不置府县，专以都司卫所，实行军事统治。辽东都司下辖二十五卫，其卫所除军事功能外，还兼理民政，为区别于内地其它卫所的显著特点。

从明代以来有关文献的记载来看，明朝政府在辽东地区“悉更郡县以为军卫”，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地理位置重要。按《明史》所载，辽东都司的管辖范围，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口，北至开原。这片方圆千里有余之地，为沟通华北与东北之咽喉，其周边几乎全部居住着少数民族，并且作为边境地区,又与朝鲜、日本等国为邻。特别是作为京师左臂,尤为重要。正像明朝人周宏祖总结的那样：辽东为燕京左臂,三面濒夷，一面阻海，山海关限隔内外，亦形胜之区也。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故广置军卫镇抚之。

二是经常受到少数民族骚扰，军务繁重。自“元人北归，屡谋兴复”。尤其是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北方防御更显得重要。先是元朝的蒙古贵族图谋复辟，接着鞑靼、瓦刺相继南下，东北边还有悍勇的女真游牧民族，因此，“终明之世，边防甚重”。辽东地处“边陲重地，为九边重镇之首”。这一地区“以地孤悬，控制诸夷,非兵不能守国，非食无以养兵”，故“罢郡县专置军卫”。此即明人所谓：辽东之地，“华戎合居，新附杂处，士马为重，边寄实专,故我国家更郡县而卫所之”。

三是地广人稀，民政轻简。辽东地区开发较早，为东北的先进地区,但和内地相比，仍然是地广人稀。特别是经过元末明初战乱的影响，“居民散亡”，人口十分稀少。当时数千百家算大城，百五六十户算大堡。如辽阳为辽东都司的治所，设定辽五卫、东宁卫及自在州,置兵屯戍，是明代辽东的改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然而仍是“地阔人稀，有土满之患”。其它如宁远一带“空旷如野”，开原、铁岭居民寥落，凤城、草涧更是山林野甸，路少行人。因此，虽设州县，百姓甚少，行同虚设。

四是因民而治，便于管理。一方面，明代辽东的人口，绝大部分是军队及其家属、帮丁等。居民成份的这一特点，也是明朝政府在辽东地区推行卫所制度的根本原因之一。辽东军兵绝大多数来自内地，由于边疆条件艰苦，气候寒冷，士兵及其家属往往不安其居，相率逃回关内。因此，明朝取府在辽东采取了“编民一以卫所”之制，以使“万户管千，千户管百，节制易明，逃跑可稽也”。同时，“终明之世，于军籍最严”，各地“卫所著军士姓名、乡贯为籍，具载丁口”，如有逃亡，可据籍追捕勾摄；另一方面，明朝统治者认为辽人勇悍难治，只有采用严格的军事组织与纪律管理才能奏效，即所谓，“边鄙瓯脱之俗，华夷杂揉之民，迫近胡俗，易动难安，非可以内地之制治之也”。

辽东是明朝在东北最先建立统治的地方，后来又由此而控制东北各地。洪武四年(1371)，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以辽东州郡地图并籍其军马钱粮之数”，遣使“奉表来降”。朱元璋嘉其诚心归服，下诏设置辽东卫指挥使司，任命刘益为指挥同知，卫治设在盖州得利嬴城(今瓦房店市得利寺山城）。此为明朝统治辽东之始。随后，朱元璋调凤阳卫指挥马云、青州卫指挥同知叶旺署龙虎将军、都指挥，镇守辽东。二人由山东登莱渡海来辽，行至中途，辽东发生骚乱，刘益被故元平章洪保保杀害。马云、叶旺等平定骚乱，并被任命为新置之定辽都卫常挥使，驻防辽阳，“总辖辽东诸卫军马，修治城池，以镇边疆。”洪武八年(1375)，定辽都卫改称辽东都指挥使司。自洪武四年至宣德五年(1430)，明廷用了五十年的时间，自南而北，由东而西，在辽东部司内计设二十五卫、二自在州、一百二十八个千户所，其中，辽西十一卫、辽南至辽北十三卫、凤凰城一卫，完成了各卫的布局。辽东都司隶左军都督府，共有驻军十九万零三百人。据《全辽志》记载：明初“辽东之军，以十计之，大抵八分操备，而以其二供屯种、盐铁之务”。继而减戍卒而增屯夫,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曾一度下令所有军卫“俱令屯田自给”。至永乐、宣德间，辽东屯田达到极盛，“数千里内阡陌相连，屯堡相望，由是罢海运粮”。辽东十余万马步军丁的粮饷，全靠屯田收获供用。

都司卫所主要官员的配置：都司衙门内，有都指挥使一人、都指挥同知二人、都指挥金事四人。各卫与作为纯军事机构的都司衙门不同，为军政合一的地方基层政权机构，同时接受山东布政、按察二司派驻辽东的二分司与辽东都司的双重领导。各卫除配备有指挥使一人、指挥同知二人、指挥金事四人外，还配备有相应的民政管理官员，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或称六科。这一点充分体现了辽东各卫军政合一的特点。

除此而外，按照明朝军备制度,在边疆重地，“既命内臣镇守,武臣充总兵宫,又必命都御史巡抚或提督赞理军务”。因此,镇守太监、总兵官、巡抚才是辽东地区掌握实权的主要军事官员。

辽东总兵始设于洪武七年(1574)，他“建节广宁,遥制一方”，为辽东地区的最高军事首脑。“凡总兵、副总兵率以公、侯、伯、都督充之”，辽东总兵挂征虏前将军印。总兵与都司各卫的关系：“征调则统于诸将,事平则散归各卫”。其具体职责是：“与太监一同镇守辽东地方,整伤兵备，修筑城堡,操练士卒，申严号令，振作军威。遇有贼寇，相机战守”。但是，“一应军机之事”，均须与镇守太监、巡抚“从长计议，停当而行”。因总兵偏居西部，天顺六年(1642)于辽阳设分守参将，成化初年改称分守辽阳副总兵，统领驻辽阳六卫和海、盖、沈阳共九卫。嘉靖四十五年（1566)，又改称协守副总兵。隆庆元年(1567)后，总兵予每年“冬月，移驻河东辽阳适中之地，调度防御应援海州、沈阳”等地。总兵、副总兵之下，设参将五员：开原参将、锦义参将、宁前参将、海盖参将、险山参将。参将之下原设游击将军五员，万历八年又添设一员。此外，嘉靖年间，还于军事要冲设“独守一城一堡之守备”二十二名。

巡抚是“朝廷耳目之司”,“所以肃百寮而贞百度者也”。明初，每岁遣监察御史巡视地方，如逢大难、重患则遣廷臣行视，名为巡抚都御史，简称巡抚，然事毕复命，并无定员。宣德年间，兀良哈南下，辽东军务繁兴，正统元年(1436)设巡抚辽东地方赞理军务一员，初驻辽阳，后移广宁。正统末年，鞑鞑等部时时犯边，于是边隅各省遍置巡抚，遂为定制。巡抚的职责是：“一方之安危，百姓之休戚，官吏之贪廉，粮储之丰耗，兵旅之强弱，夷虏之逆顺，与夫机宜事情，无不在所当问”。简言之，监督、检查、赞理总兵，处理“军民利病可兴可革者”。朝廷任命巡抚配合总兵共同掌理地方，目的是防止总兵跋扈专断。辽东巡抚常驻广宁，先在辽阳设有行台，后于右屯、锦义、宁远、前屯、开原、铁岭、沈阳、金、复、海、盖等卫也各设行台一处。到了明朝末期，随着明朝政权在辽东统治区域的不断缩小，巡抚都察院先后移驻宁远、山海关等地。另外，明朝的边患，以蓟、辽两地为最重。每遇蓟辽有警，明廷往往派遣重臣前往巡视，称之为提督。嘉靖二十九年(1550)改称总督蓟州、保定、辽东军务。三十三年移驻密云，到辽总督遂为定设，三地总兵、巡抚以下“悉听节制”。

明朝镇守太监之设，始于永乐初年。当时，女真人萨理彦率部归顺，从征所向有功，明廷因命太监王彦出镇辽东，“以抚东夷”。镇守太监府设于广宁，同时在辽阳也有行府。他的职责是“与总兵官一同镇守地方，整理城堡，操练军马，抚恤士卒，防御贼寇”，“一应大小事物，悉与总兵、巡抚等官计议而行”。镇守太监实际上更是皇帝派到总兵身边，起监督、制约作用的官员。镇守太监之下，曾先后设有监枪太监一员和分守太监两员。以太监监军的地方，虽然也有政绩卓著者，如永乐、宣德年间镇守辽东的太监亦失哈，但大多擅威作福，干扰地方，经常遭到朝臣的交章弹劾。嘉靖十五年(1536)，明廷被迫将镇守辽东太监撤销。

总而言之，明朝政府在辽东实行的“不置府县，而专以都司卫所”的军事管理体制，在明朝前期确实对辽东的军事统治和经济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是迅速驱逐了元朝的残余势力，将辽东纳入了整个国家的大一统环境当中；二是由于利用士兵进行大规模的屯田，使边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人民生活也相对富裕，出现了一度安乐的景象,“家给人足，都鄙禀瘐皆满，货贿羡斥，每岁终至京师，物价为之减半”。外地人至辽东，称辽东为乐土；三是由于粮饷充足，辽东的军队也因此成为各镇之雄，“军储之粟可支半年，武库之器积至朽蠹”。在此基础上，明廷以辽东为基地，向东北更远的地区进行了招抚。永乐七年(1409)，明朝在黑龙江下游奴儿干地方设置了奴儿干都司，其首任各官皆由辽东派遣。”以东宁卫指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千户王肇舟等为都指挥金事，统属其众，岁贡海东青等物，仍设驿站递送”。辽东经济、军事实力的发展壮大，为整个明朝的社会安定和国家繁荣创造了有力条件。

嘉靖以后，明朝社会的各项矛盾日趋尖锐，辽东地区军事屯日制度本身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本来明朝政府大兴屯田的目的旨在增强其统治实力，强兵足食，唯恐士兵“坐食于农”，使农民受到伤害。但是，按照当时的土地制度，一切军事屯田皆为国家所有的官田，从事屯田的士兵在严密的军事控制下，荷戈执锄，辛勤劳作，所得收获，除去交纳子粒之外，所剩无几。他们像佃户一样，成为国家的依附农民，过着农奴式的生活，因此，他们没有能力更没有意愿去扩大再生产。军事屯田没有成为明朝统治者想像中的“长治久安之术”。自永乐至嘉靖间，虽屯田额敏屡有增加，而取府收入却日渐减少。为增加收人，统治者千方百计，随事设法，增加许多浪派，军民无奈，或大批逃亡，或奋起反抗。当时曾有“生于辽不如走于胡”之语，田地荒芜，屯田尽废，饷源枯竭，辽东军备逐渐废驰。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满洲贵族趁机兴起，仅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便从大山深处跃马扬鞭而出，破边墙墙，入内地，从辽沈一隅，长驱入关，推翻明朝，而有天下，成为全国的主宰。

镇江城即九连城，在丹东市中央东北10公里。它北倚镇东山，西临横道河，南隔爱河右枝水距鸭绿江水2.5公里，对岸为朝鲜义州，离鸭绿江入海口大东沟55公里。

九连城历史悠久。曾是辽代来远城故址，金代婆速府、元代婆娑府治所，明代因其故址“营围有九”（《安东县志》卷一）而称九连城。为防备日本倭寇在我国和朝鲜沿海的频繁侵扰和剽掠杀戮，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庚申于“九联故址新筑一城”（《明神宗实录》），据考古考察此城大体呈方形，“周长1040米，占地面积约7万平方米”（任鸿魁《丹东史迹》）。同年十月将长甸（今宽甸县长甸镇）备御改为游击（分掌驻在地防守应援的边区武将）移驻此城，统兵1700，与宽甸参将（镇守边区的统兵官）营寨相接应。因筑此城之目的是镇守东边要塞、保卫江海安全，故名思义，以“镇江”而命名。又因此城用于军事防御，故也称镇江堡，其四周地域随之泛称镇江，包括鸭绿江江岸，有时也称镇江江岸。

就在设置镇江堡的万历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一项重大事件：发祥于东北的女真族（满族前身）崛起，其代表人物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赫图阿拉（今新宾县永陵镇）称汗，建元天命，国号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以其特殊的军事政治才能率领他所调教的八旗军所向披靡，在经1619年萨尔浒对明战役胜利后，又接连攻占开原、铁岭。此时明廷万分惊慌、惶惶不知所措，预感到收复失去和保住尚未失去的辽东大地，镇江地理位置的重要，这在辽东经略、熊廷弼写给万历帝的奏章中说得很是透彻。他说，镇江南障四卫（金、复、海、盖），东顾朝鲜，建议设兵2万，裨将七八员，半扎朝鲜义州，半扎镇江，夹鸭绿江而守。与此同时，作为大明附属国一直忠顺于大明王朝的朝鲜国王在给万历帝的奏章中也谈到宽奠、爱阳、镇江与其国之昌城、义州孤边甚危，为免失去唇齿之依，他乞求发大兵镇守。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廷派兵17400人分置镇江、宽奠、爱阳、清河等处，尽管这样，明廷仍旧未能拯救其在辽东的失败命运，后金天命六年（1612）三月，八旗军攻下沈阳、辽阳后，辽东70余城，包括镇江在内，全部被后金进占。

虽然努尔哈赤攻下了辽东，但局势并未稳定，战败的明军和一些百姓有的逃往关内，有的渡鸭绿江逃往朝鲜。于是后金以镇江为前沿阵地与明重新集结的势力的较量开始了，其具有代表性的大事主要有4件。这4件大事是后金史上、无疑也是丹东地方史上的重大事件。

大事之一——汉民暴动

后金进占镇江后，天命汗努尔哈赤派佟善真游击（三等参将）统兵1000并携带家属驻守镇江城。引起镇江汉民暴动的起因是努尔哈赤强迫汉民剃发，即将汉人的全发改为女真剃去双鬓之上头顶前半发的发式；剃头是降服的标志，只有剃头才能免其一死。

天命六年五月初五，镇江杀了派去要求剃发的使者，天命汗努尔哈赤派女婿武尔古岱副将、抚西额附李永芳副将带领1000兵前去查明事实。两位副将宣读了努尔哈赤的文书，其中说：“镇江地方的人，你们大概是杀了派遣的使者害怕，不敢投降，你们从前是尼堪（汉人）皇帝的民，天把辽东地给我，今天就是我的民……假如害怕就将首恶四五人逮捕起来，你们都剃头，如果那样，所有的事都完结。”（《重译满文老档》）听了宣谕的文书，镇江之民躁动，各持马渡过江，投向朝鲜兰子岛、威化岛，纷纷说：“永芳差人招胁剃头，要杀不顺军民，我等死生不足顾，一番剃头便作挞子，他日官军不辨真假而剿灭，死当为冤鬼，以此不得不来投顷刻之命。”（《燃藜室记述》第七册》）明朝统治辽东200多年，投降要被剿灭，老百姓深知法律之严酷，而对于女真能否坐稳江山，此时心中无数。服从一番招胁便剃头，尚不能接受，这本是正常心理，但残酷的战争早已无视民之感受，长期生活于女真落后生活方式中的努尔哈赤出于自我的民族尊严很难意识到所制定政策的错误：留什么发式本是一种习俗，汉人全发，出于几千年来须发受之于父母的传统习俗，女真半发，似由于狩猎，尤其相宜在茂密的林丛中穿行方便而成俗。习俗，因相沿成惯例，而成传统，当一种习俗被另一种习俗以强制的形式所取代时，定形的惯例和传统被打乱了，难免产生心理上的抵触以致叛逆。尤其在当时，汉人与女真人虽然都生活在辽东，但由于明统治者所奉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所制造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互相之间尚未达到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高居胜利者的地位，强迫汉人归附自己，并以剃发为标志，难免伤害汉人的民族尊严，由此激发民族矛盾。

五月二十五日，两位副将将1000俘虏带回辽阳，其中包括不投降被杀者的妻子，没有带回的都投降剃发了。但事情并没有完结，形式上剃发了，并不等于心理屈从，集结在朝鲜的明的势力，正好利用后金强迫汉人剃发的政策错误，企图从镇江打开缺口，达到收复辽东的目的。六月初四日，明广宁御史派辽阳城陷时潜逃出城的游击毛文龙率220余人乘4只沙船前往辽东，执行攻取镇江的任务。毛文龙到朝鲜弥串堡，鼓动在此避难的镇江百姓，与镇江堡潜通，共约起事。千总徐景柏差其弟徐六渡江侦察，得知佟善选兵100余名出城到黄嘴奴（商）山执行任务的消息，毛文龙与生员（秀才）王一宁商议：“镇江岳止千余，壮勇既出……城中必空，正可掩其不备。”（《三朝辽事实录》）做了袭取镇江的部署：先令守备丁文礼暗通镇江中军（游击之副）陈良策约为内应；命守备苏其民、千总张板等带领家丁100名和屯民崔天大等百人，截去出城壮勇之归路；令千总陈忠、把总王镐等率兵100余人及屯民高大等100余人，直至镇江城外上岸，鸡鸣至城下。七月二十日，毛文龙的计划顺利实施：千总张元祉、号头王承鸾等持枪登城，众人随后一齐拥入；陈良策同弟良汉等自内杀出，内外夹攻；“别堡之民诈称兵至，大呼噪，城中惊扰”（《清实录》）；佟善真率家丁迎敌，被击仆地就缚，其子丰年、侄佟三及从者60人被杀，400余军士被收伏。

根据《安东县志》镇江城“其相近有安奠堡，明朝天启元年毛文龙袭安奠入镇江城是也”及镇江城“西南太平村内有古城遗址……疑即安奠堡旧址”的记载，可以断定，夜袭镇江登陆处为鸭绿江岸太平村（太平村距镇江城6里），也可以推断，参与大呼噪的别堡之民为附近土燕窝、老龙头等堡民。随后汤站、险山的汉民也响应暴动，抓捕守堡官陈九阶与李世科送交毛文龙，毛文龙又去永甸逮捕了守堡官，长甸守堡官势孤无奈，自行投靠了毛文龙，就这样，镇江及其四周四堡都归属毛文龙了。

毛文龙的偶捷，被夸张为奇侠绝伦，好像给屡战屡败丢失了辽东的明廷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认为收复辽东指日可待。升毛文龙为辽东副总兵，赏银200两，其有功人员也受到封官赏银的奖赏。而佟善真被毛文龙捕捉后，“抗节不屈，遂被害”（《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佟善真为满洲镶黄旗人，世居佟佳地方，以地为氏，姓佟佳。其祖居开原，后迁居抚顺城。佟善真同弟善性及族众归后金，努尔哈赤念善真原系满洲，将族人大半令居住于赫图阿拉，恩养3年不加差役。善真受努尔哈赤赏识，天命六年三月从征辽阳，以功授游击世职，接着派遣镇守镇江城。善真之子佟图赖即为孝康皇太后之父，康熙帝之外祖父。雍正帝即位，“追封佟善正一等公，谥忠烈，与佟图赖并加大师”，同时改善真之名为善正，以“避世宗嫌名也。”（《清史稿》卷235）

毛文龙的胜利仅是暂时的，七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派四贝勒皇太极率兵3000，次日又派二贝勒阿敏率兵2000，前往镇江平定暴动。叛民中的首恶被杀掉，没叛变的编户留下，俘虏叛变的1.2万人及牛等带到辽阳，分赐给各级官员。其中佟善真家的人分得牛200、人200、驴100。留下额克星额在镇江驻守，次年三月二十二日，又向镇江增兵，前去收服逃到山里的汉民，额克星额俘虏700人。自此镇江沿海居民全部迁入内地。

镇江暴动的教训是沉痛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是千古不变的。遗憾的是努尔哈赤沉浸在由天授命所取得胜利的狂热中，没有悟出得民心的道理。他企图用高压政策使汉民降服，其影响所及不但当时引起岫岩、金州等一系列的汉民反叛，直至清入关后身任摄政王的多尔衮仍在推行剃发政策，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酿成大规模地流血斗争。这不但给清政权的稳定带来影响，使他的后继者为挽回前代人的损失付出更大的代价，努尔哈赤这位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军事家，也自行在自己的辉煌档册中，抹上一笔失色的暗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