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元旦的休假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将要迎接的是期末考试和最后的一次会考。
老K事情在学校里边很快就传开了。做为四班的学生，我们受到全校人的追问。
人，只有在死后才能得到别人重视，重视人的本身。可是，死的人倘若真的有灵魂依旧存在，他看到这些的时候，是高兴呢，还是悲哀？
期末考试排了全班35名，这也是我入学时在全班的成绩。五个学期以来，我有过第七名的骄傲，也有过第四十六的狼狈，如今是原地不动。我不知道自己还会在这个学校参加几次考试，还会在这个班级听到几次有自己排名的考试成绩。如果这是最后的一次，也该算是一种善始善终吧。可是，我不知道自己这三年来究竟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所有的幸福一笑而过，所有的痛苦一哭而散，最后留下的自己一无所获。
这就是我的命运。
会考之后，灾难再次降临。
一天，我钻进被窝，疑神疑鬼的摸着自己的肚皮。我的肚皮承受了我大部分的伤痛，有两处共计十九针的刀口，还有曾经被玉米粥灼过的大面积伤疤。
自从手术之后，我就有了摸肚皮的习惯。至于原因，我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摸到什么。这次，我在刀口的地方又触到一个硬梆梆的东西。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第二天的下午，我就去医院做彩超。结果无功而返，因为吃了饭。
第三天早晨，我又去医院，遇到的是医院的一个外聘专家。这位女专家大约五六十岁，个子不高，头发盘了起来，操着一口江浙口音。她给我检查的很仔细，用了二十多分钟。探头在肚子上，脖子上转来转去，所到之处带着造影剂，哇凉哇凉的。
彩超的结果是：腹膜后腹主动脉周围可见数个肿大的淋巴结，最大的约为27×32毫米。
这个结果让我失魂落魄。我越来越确信自己得的是癌症，而不是家人告诉我说的仅仅是一个或许还要再长出来的良性瘤而已。
家人也变得慌张。妈一连三天守在肿瘤医院，为了见到忙得分身无术，最后不得不隐身的院长。老吴头对他的这个领导也是难得一见，只是知道他在哈尔滨。
机会终于来了，老吴头兴奋的从办公室中跑出来，身上披着随手拿来的崔老师的女式大衣。他对等在走廊里的妈一挥手，说：“快走！岂凡院长在外二呢，我们去堵他。”
我只知道妈见到院长很不容易，至于院长说了些什么，妈吞吞吐吐，只是说建议我们去北京，并且已经让老舅从一个票贩子手里拿到次日T72次列车的火车票。
我说：“妈，你别骗我了。我们还是别把谜底揭开了。”说这话时，似乎我一切都明白了，其实当时我一点底也没有，既高度的怀疑自己，有希望我的怀疑是错误的。
妈说：“谜底早晚都会被揭。”
我冲妈大叫说：“如果北京不能治好，难道你还带我去东京吗？”
妈哭了，“如果需要去东京，那咱就去。”
我也哭了。我想自己真不是东西，压抑的时候总是找家人发泄叫喊，像畜生一样。我怎么从来没想过，其实爸妈的压力，或许要比我还大。
2．
火车启动了。妈和爸被丢在了硬座车厢。由于是春运前后，我们走的又那么匆忙，火车票实在难搞，只弄到一张卧铺票。所以说，妈和爸是坐火车去的北京，名副其实。
我躺在铺位上，两只眼睛麻木不仁的盯着列车上的电视。荧屏里播放的是灌录下来的央视相声大赛颁奖晚会。那帮说段子的家伙一个个张牙舞爪的表演着，不时引起会场里的人哄堂大笑。可我没有笑，只是在看，至于看了什么，我都不知道。
车在铁路上运行了一晚，次日清晨到达北京，那时候路灯还没有息。
在车站里边花五元钱买一张北京地图，出来后有点后悔。外边一张盗版的才两元。
出了站口，一股浑大凝重的气氛立刻扑面而来。北京的道路宽阔，建筑物规模宏大，让置身其中的人感觉到自己是多么渺小。站前人流车流如潮水般蹿动，等车的接站的做买卖的，大家各行其是，又互相缠绕在一起。缺了谁似乎都无所谓，可真缺了谁广场的秩序就会打破。
一切都让我们感到陌生和茫然，不知道自己将要到达首都的什么地方，也不知道首都的什么地方属于我们。爸看看地图，北京的医院数不胜数。我们指着城南的一家“肿瘤医院”问一个警察那是不是医学科学院的肿瘤医院。警察很热情，就是没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说当地得癌症的都去那个医院，至于到底归哪里管，不知道。
爸最后的决定很有戏剧性，他建议先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并且是步行，“不就是四五站地么”。
戏剧性的决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我们实在错误估计了首都的宏大，以为还像在哈尔滨一样，四五站地走上半个小时就到了。
我们在长安街上一步步的走，有时候走到道口，才发现得去找过街的天桥或者隧道。这和哈尔滨也是不一样的。在哈尔滨的承德广场，有一座聚兴桥，横跨两条主要道路，可是桥上就是鲜有行人，偶尔上去了两个，也肯定是一男一女找地方亲嘴的。
到了天安门的时候，天已经大亮，国旗早已经升完。
中国人从小就知道我爱北京天安门，稍稍长大一点，就知道这里的布局。但我还是搞胡涂了，因为我不知道前门还有一个箭楼，心里直犯嘀咕：怎么有两个大前门？
不过众所周知的是，明清时代所有的城门如今都只是一个地名，实物早已在红色浩劫中化整为零。这是一个不差于火烧圆明园的灾难，只不过烧圆明园的是外国人，扒城墙的是自己人。
我一直以来向往的城市有四个，其中有古代雅典的卫城和梁思成描绘的北京城，这两个城市早已经屁了。另外的两个是法国的巴黎和意大利的威尼斯，可是小爷我连去这两个地方的机票都买不起。
在天安门广场待不多久，大包小包的就被认出是外地人，于是介绍旅游旅店的，还有靠毛主席脑袋挣钱的，全都围了过来。
在毛主席纪念堂，还有靠尸体挣钱的，纪念堂的后厅充斥的许多卖纪念品和北京特产的，其中有一种软糖，包装上边写着：“毛主席纪念堂，北京特产。”
当时我上去问售货员：“到底你这糖是北京特产，还是纪念堂是北京特产。”那售货员狠狠的瞪我一眼，吓了我一跳，心想保不准这是个美女特工什么的，灰溜溜的走了。
最后我们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找到一家小旅店。
旅店在前门附近的小胡同里边，七拐八拐，就到了一个和刚才所见到的北京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这里是一个永远不会被纯心旅游的人涉足的地方，粉化的青砖和腐朽的木头与胡同外的高楼大厦历史文物产生强烈的反差。而这，应该是最真实的北京。
无论是北京还是哈尔滨上海天津，市政当局都把最欣欣向荣的一面展示给外人，而外人很少想到这经过粉饰遮掩后得到的美丽中含有多少的虚假。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还是东北的旮旯，任何一个有高楼的城市，它背后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
安顿下来后，时间已近中午，我们出去吃饭。爸对当年他出差路经北京时在前门吃的北京小吃赞不绝口。可是，当我们去寻找他的这片记忆时，记忆只能成为永远的记忆。那些大排挡早已经销声匿迹，原因也能想象的出，无非是卫生市容市貌一类的问题。
妈的记忆也没有重现，她发现自己吃的那个什么面根本不是味道，并且价钱昂贵面量极小，很不实惠。
妈在75年76年的时候曾经在北京的昌平工作。76年的清明节，妈还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了那个纪念周总理的政治运动，就在她离开现场一个多小时后，大批的军警封锁了现场。
据说在那个可怕的时代，任何人都必须交代自己的行踪。我不明白，人们一次次的发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是为了什么？他们在高喊口号之后，是不是感觉到了我们喝过酒后胡言乱语的痛快呢？我或许永远都无法理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唯一让我羡慕的，是那时候人人都能走上人民英雄纪念碑。
3．
下午，穿过天安门广场，在长安街坐37路车，向医院驶去。
北京的交通规模庞大但秩序井然，人与车都按照自己的轨道平缓运行，没人争道，没人抢行。沿途经过许多的立交桥。这和我在电视上看到的报道有些不一样。
北京的立交桥多是早有耳闻的，初二的时候教科书上就有一篇介绍北京立交桥的课文。和哈尔滨的立交桥相比，北京的城市进步立刻就显现出来。
哈尔滨其实也有很多立交桥，但和北京的相比，都不上规模。
两地立交桥另外的一个区别是，在哈尔滨，无论新桥旧桥，桥下都会充斥的尿渍；桥体上通常还少不了“191********，办证”字样的非法广告，并且一写就是一堆，可见在唯文凭生存的今天，假证市场竞争十分激烈。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车到了医院。那家医院果然是医学科学院的肿瘤医院。
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是全亚洲最大的肿瘤专科临床医院和研究机构，是国内肿瘤医学临床教学和科研的中心。这里汇集了一大批著名的肿瘤学专家，每年有数万外地患者慕名而来。老吴头当年就是在这里工作学习后回哈尔滨一跃成为黑龙江肿瘤医学界的重量级人物。
让我最真切的感受是，因为淋巴癌已经奄奄一息的七舅姥爷根据小姨夫从这所医院带回哈尔滨的诊断和治疗方案治疗，如今已经行走自如，完全看不出病态。
按照张院长和老吴头的指点，我们先去病理科重新分析病理。
等待做病理的人很多，我们等了好长的时间，临近下班的时候才排上。医师是个老家伙，没有半个笑脸，嗓门奇大，能让天上的玉帝听到。
医生在显微器前很仔细的看着，我心里的矛盾此起彼伏。我现在已经不相信家人的说法，越来越肯定自己得的是一种癌症。今天，我终于站到家人不认识的大夫面前，可以听到真真切切的实话，知道自己的未来将何去何从。可医生将要告诉我的是什么呢？我是在期待着一个死刑的宣判，还是无罪的释放？
“恶性肿瘤，……”单但四个字，我就傻了，脑子里空空的一片，再听不到别人说什么，全身被冷汗浸透。
难道这就是我今天渴望得到的结果么？
或许是吧。
只有它能够解释这半年多来我不正常的生活，解释妈的表情，解释我的痛苦，解释一个个突如其来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可是，当我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也是自己预料到的结果，我为什么不肯相信呢？我在问自己，我得到它到底是为了什么？让自己生活在一个欺骗的陷阱中，不去理睬或生或死的喜怒哀乐，这本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找个结果来戳穿它？
我不知道当时自己的心情到底是什么，麻木，失落，紧张，沮丧，恐惧，似乎都不准确。我就一直的站在那里，好象在继续的等待着什么。直到爸告诉我该出去了，医生安慰我说：“小伙子，要坚强些”，才脚步沉重的走出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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