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军屯收入折银180,000
4盐课商人和盐专卖640,000
5粮食京运350000石280,000
6粮食北方数省解运280000石220,000
7军屯收入口粮牲口料1450000石730,000
8马草北方数省解运和军屯683000束210,000
合计8,170,000
如上表所示，我们知道边镇银两开支几乎占到了太仓库60％的收入，而在战事不利的年代，更是占到了太仓库90％以上。另一方面，边镇军需的白银直接收入还来源于北方数省的解运和折银，正如我们所见黄仁宇画的“税收分配示意图”所示，北方数省的白银和粮食部分并没有经过京师再行分配到军镇，而是直接运到了边镇。
除了白银外，军镇的粮食主要来源于军屯（军士屯种自补）、**（民间向边镇输纳民粮）和开中法（商人运粮中盐），三套机制同时运作。（漕运的粮食主要只提供京师附近的军镇，还不能算所有军镇的粮食来源。）
帝国军镇面临的长期问题是：边镇防线过长、军士人数过多、内地补给有限、粮食运输困难。虽然官方预算是年支出八百万两白银，但实际上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值。
很多不是以银两来计算的财货和劳务，诸如士兵修缮边墙和城堡，长途搬运粮食，以及死亡在运输途中的马驴牛等。
就以运输成本来看，《明经世文编》有王忬（嘉靖二十年进士，曾守重要漕仓之通州，在大同镇、蓟州镇、辽东镇任官）的奏折，他在分析运漕成本说：
京、通、蓟州三仓，每仓造车一百辆装运粮饷，拨军一千五百名，以都指挥等官统领挽运。…职等从长议算，每车一辆，于上装粮十二石，该军十五名挽运。空车尚亦艰难，加之重载，何以前进？临边（镇）道路，多遇崎岖，或遭淋雨泥宁，津渡阻碍。人之精力有限，未免沿途耽延失事。
按照王忬的计算，每辆车运输十二石粮，需要十五名军夫。每军镇的粮仓需要一百辆车，载粮不过一千二百石，却需要军夫一千五百名，平均每人运粮不到一石，且道路艰难，既耗费时间又容易出事，加上军夫途中也要耗粮。由此运输的费用大大超过所运粮食的成本。
战争时期，帝国竭尽全力也未必能保证北方军镇开支。何况在帝国ZF看来，北方军镇虽然重要，却也不是唯一最重要的方面。明代中叶倭寇的祸患也不下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军费开销同样巨大，不见得比北方少。而且在朝廷看来，宗藩王府、民间动乱、灾害救助、水利工程等非军事部门的开销也同样重要，并不亚于北方军镇开支。
帝国缺乏中央财政的预算，也缺少必要的活动资金，遇上各种战乱或者自然灾害，太仓库的资金基本无力应付，迫不得已只能东拼西凑，无疑增加了ZF的负担。明代军镇费用不足固然是边防虚弱的重要因素，但贪污横行、将帅腐败也不可忽略。
同样，因为费用的不足和官僚机构之无能腐败，在水利工程、荒政等其他方面，明帝国也无法做好。这么多方面的索求无度，即使帝国的岁收入能够增加，也会为帝国的ZF行政机构之贪婪和低效所吞噬。
另外提一句，在明末，帝国ZF加征三饷，从统计数据上看一年可以有2100万两白银，似乎已经将帝国的纳税人逼入了绝路，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额外收入并不是全部来自于田赋。在1623年，国家筹集的额外军费为白银6668677两，其中4491481两是摊入土地，其余的部分来自财政节流、官产出卖和杂色税收。黄仁宇认为，即使2100万两白银全部摊入田赋，也不是不可忍受，因为十七世纪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了40％，证明了税收增长只是一种假象，并且而后的清代继续沿用明代的税率。
何况当时的正税定额从来没有完额交纳过，1632年，据340个县上报，税收拖欠达到50％以上，甚至更多。而这340个县占到了帝国财政税收区的1/4以上。而且，其中134个县没有缴纳任何税收。
为什么明末加征的税收拖欠严重，甚至根本收不上来呢？黄仁宇认为主要原因是长期低税政策造成的，因为国家没有为底税政策配备一系列的保障措施，也缺乏必要的投资和公共事业及福利投资，农民并没有享受到低税的好处，而利益都被中间阶层，如官员、胥吏、地方豪强所分享，所以增加税收的行为遭到了各种利益集团的抵制。明帝国低税收的财政政策使ZF无法获得足够的国家必要资金，但也没有藏富于民，这种做法的际危害其实并不亚于苛政。
小结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明代之财政政策和经济结构是令人绝望的，但这样一个帝国，无论如何也维持了近三个世纪，要说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却也不是。
正如我们所熟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一样，其实经济也是政治的延伸。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基本国策之一，是必须根据帝国的立国原则所制定的。明代不像现代国家有宪法，但从其政治制度、选拔制度、军事制度乃至官僚机构组成来看，主要表现为“中央集权”和“政治稳定”的特点。
无论各方面政策是否更加合理、完备、有活力，只要违背基本原则，就必须被废除。我们知道明代的军事制度，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虽然战斗力低下，却避免了将帅拥兵自重。如果单从军事层面看，这种制度实在愚蠢之极，既不利于提高士兵素质，也不利于培养将帅能力，更不利于实际作战。但是从更高利益来说，这种制度从此束缚住了将帅的手，没有哪个将军能够拥有对抗朝廷的军事实力，也就维持了文官ZF的存在，也保证了皇帝不被威胁，避免了谋反的危险。明帝国一直以来也没有真正可以抗衡的敌人，虽然蒙古人、满洲人、倭寇都给帝国带来过很大的麻烦，然而真正衡量起实力来，他们并不是帝国的对手。
同样，政治制度也是这样。明初朱元璋废掉了丞相职位，使得皇权更加集中。其实丞相一职，对国家实在有很多好处。而全部权力归于皇帝之后，国事往往取决于帝王个人的能力和态度了。有丞相的时候，帝王可以偷懒，丞相却不能偷懒，帝王可以无能，而丞相却不会无能。没有丞相，则帝王直接面对大量国事，生于宫中的帝王实在没有精力和经验去处理。其后虽然增加了内阁大学士职位，却始终无法达到丞相的地位。
帝国的财政政策也是同样道理，低税政策、地区平衡措施，不鼓励工商业发展，并不是帝国对此毫无认识，而是有其考虑。
简单的说，帝国以牺牲多方面的效率和发展来换取中央集权和政治稳定。其危害我们都已经看到，但也由此带来了相对的稳定和繁荣，从制度上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宫廷政变、军事造反以及权臣胁迫帝王等事件的发生。皇帝拥有决定性的权力，权臣和宦官都无法改变这一点，任何地方ZF都无法和中央相抗衡，这是明帝国之所以维持近三个世纪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明帝国的立国原则就是为了维持其子孙后代的长久统治，那么这种制度确实相当合适，我们自然不会认为其立国根本是为了人民福祉，所以帝国的最优先权是保证稳定和集权而不是发展经济就可以理解了。当然，很多时候很多方面，帝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帝国的周边缺乏需要经济竞争对手，就没有必须发展经济的压力，也就没有改革的最终驱动力，没有野心勃勃的开拓者和利润巨大的受益者构成的中坚阶层，是无法推动改革的。
虽然经济重要，但在经济之外，帝国ZF和知识分子们关心他们以为更加重要的方面，诸如礼仪、科举、道德等等，几百年来，帝国的才智之士将聪明全部消耗在了读圣贤书、道德治国、著书立言以待青史留名，而没有用在改变财政政策、改善经济结构和改革财政部门上。
帝国的财政并不是注定了悲剧的命运，在十六世纪，白银的大量流入和海外贸易都给帝国提供了转型和改革的机遇，如果帝国因为财政赤字需要增加额外的收入，借此契机同意开海禁，并且扩大户部规模以收税，扩大海军规模以保护和控制海岸线，一旦形成良性循环，则除了供养必要的ZF部门人员工资和公务开支，以及海军外，还能有大量盈余。这些盈余投入改善从京师到辽东战区的后勤，提高明军的战斗力，或者能扭转明末糟糕的边防局势。同时，足够的资金还能够保障西北地区救灾能力，收编农民义军将会更加有效。
虽然我并不对此抱有希望，但也不可否认帝国还是有改良自身的能力。如果他们更有远见，或许帝国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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